，避免同任何人长时间交谈。这是一种互相猜疑的大气候。“是很恐怖，人们的这种孤立和隔绝……根本就没有交流。”赫伯特·哈伯在他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短短几个月里也不得不搬到万特里茨去住。君特·威尔姆斯怀疑，玛戈特·昂纳克是否能够意识到这种孤单以及与他人之间所缺少的联系和交流，“因为她当时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用工作代替与人的交流，这就是政治家的命运，玛戈特也无法逃脱，正如威尔姆斯当时所观察到的，“她有时在部里巡视，我们就说，你应该回家了，你应该躺在床上了。她自己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恐怕是——现在我借用一下列宁的话——职业革命者的通病，除了革命以外，其他什么都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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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7）
实际上玛戈特·昂纳克的健康状况并不好。她心脏有问题，需要服用药物。她可能没有意识到人性的孤独，但她一直试图逃脱万特里茨的隔绝状态。在到达权力的顶峰后，夫妻俩这时似乎缺少了共同的战斗。许多东西不复存在，婚姻仅剩下一张纸而已。关于情人的谣言不断出现。玛戈特·昂纳克据说是和一个演员有暧昧关系，之后是个人民军战士，然后是个司机。说到谣言，她的丈夫也不落后于他，据说他送了不合适的礼物给他的按摩师，还有他那长着漂亮眼睛的女秘书。“昂纳克夫妇离婚了！”人们私下谣传。没有人能够真正能够证实谣言，但有一点能确定——两人走着各自的路。埃里希·昂纳克更加频繁地将打猎作为休息方式。玛戈特试图逃脱高级住宅区的拥挤，她取得了驾照。这在民主德国非常特别，因为每个政府成员原则上都配有超过两个司机。 这不仅仅是舒适的问题——至少有一个司机是来自国家安全机关。就连昂纳克夫妇也无时无刻不被监视、监听。两人都不喜欢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显然他会把对苏联路线哪怕是最小的偏离都报告给莫斯科。玛戈特·昂纳克不但取得了自己的驾照，她还得到了一辆自己的汽车，最重要的是：她坚持要自己开车。由此，她不仅取得了行动自由，还不会被监视。关于她秘密会情人的谣言依然存在，在一个没有低俗媒体的国家里，它倒是赋予了这对夫妻一些人性化的东西。和哈拉德·威瑟尔斯一样，几乎每个人都回忆说：“曾几何时听说过这样的谣传。”政治上，这些问题在他们当初那次婚外恋后在昂纳克夫妇那儿早已无足轻重。因为统一社会党也不再像两人认识时那么古板，并且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这时已站在了国家的顶点，几乎是无人敢指责的。但他们并没有分开。他们对人们的传言置之不理，再一次——挺住！这他们从童年就一再练习。离婚将会损害公开名誉和他们的自身形象。此外，家庭对他们很重要，他们非常宠爱女儿索尼亚和外孙。外孙们似乎完全弥补了他们相互之间无法给予的东西，人性的温暖和无拘无束的亲近。将两人维系在一起的早已不是当初的理想了，他们现在是在和这个理想的假想敌而斗争。埃里希·昂纳克多数情况下对党内的批评者置之不理。“他挨打的时候总是笑着。”从童年时代起就是昂纳克同学的埃里希·沃尔特默描述说。
后来，作为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他也试图用表彰的方法来对待党内的反对者，约束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这是“笑”的另一种有力的形式。民主德国从来没有像在昂纳克时期那样发过那么多的勋章。对于批评，他很少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去探讨或辩解。通常他都会沉默，躲在他的“大理石面孔”后面，或者短促、严厉地将话题引开。赫伯特·哈伯明确了解到，要让他理解事物的另一面有多么的困难，“1984年的深秋，在他桌上放着一封希望移居到民主德国来的联邦德国公民的信。他认为：‘这当然太好了，现在你就催催这事儿。’我当时没有直接说我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而是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