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她的人民###在民主德国的部委里早已是一个突出的部门，计划被批准得更快，资金更迅速地到位。对此，玛戈特·昂纳克一直尽力在避免给人们造成她在共治的印象，她只能艰难地去掩饰她比丈夫聪明的事实。
达到顶峰的埃里希·昂纳克被证明是个无能的社会主义管理者，有时很专横，通常很迟钝，还是一个糟糕的演讲者——他萨尔区萨克森人的口音经常遭到嘲笑。再也没有人提起“社会主义理想的一对儿”了。“我们一直有点儿同情埃里希·昂纳克。我们觉得他总是有点儿勉为其难。就这方面来说，有时我们会感到高兴，如果她的夫人接过话茬，而不是他在说话。”海尔穆特·施托尔茨教授回忆说。玛戈特·昂纳克有可能在很多方面主宰了她的丈夫。但就政治而言，如果人们高估了她的影响力，那可就低估了埃里希·昂纳克，“要是把埃里希·昂纳克看成只是受她控制的愚蠢的小伙子，那就错了”，米歇埃尔·兰姆克强调说，“昂纳克明显并不愿意让他聪明的妻子也在党内青云直上，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天她出现在政治局里。他绝对不想这样。”尽管如此，玛戈特·昂纳克也不会在丈夫面前隐藏自己的政治意图，她总是试图越过他去搞政治。“如果她想推行什么，她常常会说，‘总书记是这么说的’——她说的是昂纳克，而不是她的丈夫，那么人们就搞不清楚，他确实是这么表示的，还是她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把他挂在嘴边。”海尔穆特·施托尔茨教授说。
另一方面，她也明显尴尬地注意到，不作为国家元首的夫人，而是作为独立的女政治家被人接受和承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玛戈特·昂纳克绝对明白她的界限。她从没有试图要超过丈夫，在统一社会党内继续向上走。但在社交场合这种收敛有时对她来说很难，库辛迈斯特夫妇说：“我们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舞会。昂纳克来到我们桌前，向我们问好，不到5分钟，玛戈特就出现了。她像个少先队员那样敬了个队礼说：‘时刻准备着，埃里希！’然后就把他从我们这里拉走了，虽然我们和他的谈话刚刚开始，但她却像个任性的孩子一样把他从我们这儿拽走了。”像库辛迈斯特夫妇在新年舞会上这样的经历已经司空见惯，玛戈特·昂纳克早已不再是那个魅力十足而且友善的年轻女人，在哪儿都能很好地倾听。“七个小矮人”在这期间对他们的“白公主”已经有了恰如其分的尊重；在人民###里，早些年同事式的相处气氛早已成为过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她的社会存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那个战后和我以及其他人一起吃带皮的熟土豆和掺有麦片的腊肠的人到部长同志，中间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克劳斯·赫尔德就像很多人一样，经历了从早年和昂纳克夫妇共同奋斗，到后来作为他们“下属”的痛苦折磨。几乎每个人在这对夫妇身上都能看到自己理想扭曲的过程——那个人们在战后希望为之而奋斗的理想。很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一个更加美好的德国，昂纳克夫妇的失败通常只是反映了自身的失败。那些曾经作为共产主义者投身政治的人在谈到埃里希和玛戈特·昂纳克时，也会不自觉地谈到自己。 权力肯定也改变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它现在似乎是将这对夫妻连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因为安全原因，昂纳克夫妇当时住到了柏林以外万特里茨的高级干部居住区。为社会主义天堂的斗争要求过一种被保护的生活。一天14小时的工作，没有亲密的朋友，除了政治以外很少的共同兴趣爱好，在森林居住区万特里茨简朴的奢侈都无法弥补这些缺憾。灰色的两层楼，在建筑艺术上毫无想象力，朴素而功能突出，高大的树木环绕着这个建筑，还有一堵墙、铁丝网、警卫。这里居住着民主德国的政治大人物。为了不遭到未经允许和他人联合、秘密结成小团体以及散布偏离路线的政治观点的怀疑，在散步时人们极少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