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小心地构思着该怎么提出这个问题。我问他，我们是否应该像对待那些想从民主德国跑到联邦德国的人那样对待这些想从联邦德国跑到民主德国来的人，如果他对联邦德国的人想跑到我们这里来感到如此欣喜的话。他完全愣住了并回答：‘不，就这么定了。’再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我可以走了。”和丈夫一样，玛戈特·昂纳克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失去了对现实的洞察力。她同样也理解不到在她的部里允许批评意见存在的意义。教师甚至是学生，谁要是表达了偏离党的路线的意见，都会被逐出校园；牧师的孩子通常不能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家里有亲戚逃离东德的人被看作不适合上大学。对于国家里的各种状况，昂纳克夫妇只接受那些能够证明他们观点的事实，毕竟他们也是“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失误”。
批评通常被作为有“缺陷的看法”而被驳回。意识形态使他俩变得盲目。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相互支持着去拒绝每一个改革，因为每一个批评都会给他们的权力带来威胁。而对社会主义的绝对信仰又使他们难以承认制度中的缺陷。“当然，偶尔他们也会要求大家毫不留情的批评。那么看着吧，你就该倒霉了。”海尔曼·卡恩特回忆起两人日益脱离现实的情形。迫害那些对民主德国现实情况不满、希望变革以及企图逃离国家的人，这就是他们对“给予所有人幸福”理解的结果。谁想逃离这种幸福，就会有危险，被窃听、被关押或是在逃亡中被打死。谁反对社会主义，谁就是敌人。当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也要求民主德国推动改革时，两人都拒绝了。玛戈特·昂纳克虽然聪明，但比她丈夫还要教条主义，她支持他的政治僵化。戈尔巴乔夫对他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灭亡的化身，是他们所崇拜的苏联的叛徒。由于患肿瘤，埃里希·昂纳克的身体日益衰弱，他把捍卫意识形态的任务交给了妻子。玛戈特·昂纳克抗争着。“很明显，当埃里希和戈尔巴乔夫无法合作时，她就在罗马尼亚和中国寻找同盟者，以便在民主德国推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独立立场，也就是她丈夫的立场。”阿道夫·科沙科夫斯基说。哈拉德·威瑟尔斯也猜测，玛戈特·昂纳克就像当初一样，又在为和丈夫的共同目标奋斗，“在她1989年教育代表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不仅阐述了教育问题，而且从教育政策引申到整个政策。她表达了非常强硬和尖锐的立场，这也是原本昂纳克想表达的。”在讲话中，玛戈特·昂纳克号召青年人面对民主德国灭亡的危险，要用武力去保卫社会主义，“我们的时代是斗争的时代。它需要能够战斗的青年，他们坚定地支持社会主义，为它挺身而出，用语言和行动去捍卫它，如果必要，就拿起武器！”
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8）
1989年6月，昂纳克最后一次到莫斯科参加华约组织政治咨询委员会会议，急性胆结石绞痛迫使他提前离开。8月份，医生在已经非常虚弱的昂纳克身上又发现了肿瘤。这时，民主德国内部的崩溃进一步加剧，国家群龙无首。9月11日，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埃里希·昂纳克在《新德意志报》上又一次用笔名发表文章，写了一篇针对星期一游行和所有希望改革的人的评论，“应该忘掉西方骗人的生活，这些人现在要放弃从社会主义社会得到的东西。他们在损害自己，背叛他们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