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精疲力竭。他把《欲望之链》(Chain of Desire)、《拥抱我、震撼我、亲吻我》(Hold Me; Thrill Me; Kiss Me)、《自由落体》(Free Fall)这些影片制成录像带和电视节目出售,每年能从新影公司的片库中榨取20万到40万元。“如果单纯发行艺术电影,十月公司的创业之初将是很艰难的。”施密特说,“要做从电影到录像转换的生意才能更好地存活下去。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连雷也不得不欣赏马林的这一思路:“这家伙相当聪明,在他的帮助下公司逐渐探索出多种营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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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游戏 1992—1993(3)
但是,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雷想买下《落水狗》,但是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当你无法跟人竞争的时候,这是很让人感到沮丧的。”他说,“我要跟那些家伙一分钱一分钱地去抠。但是我们永远干不过人家。我索性认了,算了吧,干吗这样逼自己发疯?我们的定位就是如此,我们应该在既有定位上做得更聪明些才对,充分利用好我们能买到的影片。”刚开始那几年,做得最成功的一笔买卖就是拿到了约翰·达尔(John Dahl)的《最后的诱惑》(The Last Seduction)。1994年十月公司只付了30万美元就买下该片的北美发行权,而且在HBO播出后当年秋天继续在影院放映并获成功。这几乎是从未听说过的事。这部影片最后的总收入达到580万美元,如果说发展道路上有什么艰难的话——艰难也的确存在——几个合伙人已经兴奋得视而不见了。
昆汀·塔伦蒂诺出生于1963年3月27日,在洛杉矶南湾(South Bay)附近一片破败不堪的社区,由母亲在几位养父的帮助下抚养成人。母亲与其中一位男人结了婚,她的儿子就是以那位继父的名字命名的,成了昆汀·扎斯托皮尔(Quentin Zastoupil)。他经常转学,永远是一个有着古怪名字的新生,样子像非洲黑人; 厌恶体育。他完全是一个怪人,是个很不合群的家伙。“我是一个笨孩子,老跟不上班。”他常常独来独往、闷闷不乐,老想抓住一切机会逃课。他有时躲在卫生间里,一直等到妈妈去上班才出来,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打发掉剩下的时间,贪婪地阅读漫画或者看电视。在妈妈看来这简直是一场噩梦。他在15或16岁,大约九、十年级时就已辍学,后来干过各种零工,还上过表演班。1984年,他在曼哈顿海滩(Manhattan Beach)的影视资料馆(Video Archives)找了份工作,在每个南湾的电影怪人眼中,音像店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他是看录像长大的新一代制片人的代表人物,他们完全不同于1970年代的所谓电影小子们,后者都上过电影学院,是在接受世界电影名著营养的哺育中成长起来的。“我没有上过电影学院,我直接看电影。”他经常这样坦白,“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上电影学院。我也没有上过大学。我甚至都没有上过高中。我的电影学院就是尝试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我最好朋友的生日》(My Best Friend's Birthday)。我想,天呐,人们花一大笔钱去上大学,而我总是说,别用那笔钱去交学费,直接去拍一部影片吧!”
昆汀从前的一位朋友兼写作同仁罗杰·阿瓦里(Roger Avary)在影视资料馆工作过,也从帕萨迪那的设计艺术中心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退学。“在录像流行以前,我经常常租16毫米的拷贝,看了不少电影方面的书。”他回忆道,“那时听人说起电影时感觉就像神话一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镇上有新影片上映,我都会抢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