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只要能赶上。录像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突然间你有了两万多部片子可供欣赏。有一天，我想，我能做点什么呢？干吗要上电影学院，去听那些评论老派电影的讲座，你完全可以一天坐上8个或者10个小时去看电影，然后跟朋友们互相探讨。这是我们上过的最好的电影学院。”
随着录像时代的来临，一种高不可攀的文化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众文化，一下子揭掉了电影的阶级光环以及令法国天主教影评家如安德烈·巴赞（Andre Bazin）等激动不已的影像的神秘性，因此催生了一代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美国电影导演以及想做电影导演的人群。（斯科塞斯差点当了牧师。）录像预示着一场新的电影革命。电影“本来就是大众化的艺术”，录像使电影的大众化走得更远，阿瓦里讲得更明确，这使得处于中间地带的人——影评家或者教师，这些电影宗教的牧师们——变得无足轻重。但是，电影学院所采取的短期培训班路线是以牺牲电影文化为代价的，即学术机构把向学生传承历史当作自己的事业的“伟大传统”。其实，教化的影响力这一充满喜悦感的纯真推迟了像塔伦蒂诺这样喜欢他们暴力艺术超过爱森斯坦或雷诺阿的年轻人的青春期，因此录像方便了一种新冷酷主义的诞生，而塔伦蒂诺就是其中最主要也最有成就的实践者。
买卖游戏 1992—1993（4）
阿瓦里长长的金发从脸的两侧像玉米缨子般披下来，他第一次见到塔伦蒂诺是在1984年，在影视资料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并不太在乎他。”他回忆道，“他是一个比我还资深的影迷，有着一个奇妙的百科全书式的大脑，有着照相式的记忆力。我们一起轮流胡侃。如果他欣赏一部电影时，我就坚决抵制，只是为了挑战他。他会向我解释这部电影好在那里，我不喜欢是因为不对自己的路，接着我又会意识到我其实很喜欢。我对塔伦蒂诺也是如此，经过一阵这样的反复后，我认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店里那伙人会为影片里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没有什么影片会烂得在人心中激不起一点波澜，或者让朋友反目成仇——并且经常玩些恶作剧的游戏。录像带店后排有一个成人同性恋影片区，一天，异性恋者阿瓦里惊讶地发现他的朋友在那一区域贴了一张他的照片，他头顶上飘过一只气球，上面写着：“嘿，我是罗杰，我在影视资料馆工作，我很乐意向大家推荐X、Y、Z打头的影片。”阿瓦里回忆道，“他还开导我别太介意。昆汀个性中充满了某种诡异的成分。”
塔伦蒂诺跟阿瓦里一样一直在狂热地进行创作。但他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一个作家看待。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表演，或者更好些，是为了当导演。“当了演员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他说，“除非我成为他妈的大牌明星，否则，我到了50多岁还得试镜，像我的那些英雄们一样，他们可都是性格演员。我还注意到，独立制片电影对自己的演员们没有做出多大贡献。出名的是导演而不是演员。一个导演拍出一部独立影片后会接着去拍下一部。”
影视资料馆的那帮人互相读对方的手稿，研究琢磨场景和对话。“我们想成为科恩兄弟，他想当伊桑，我想当乔尔。”塔伦蒂诺说。1987年，当塔伦蒂诺问他的朋友是否同意根据他的《直通道》（the Open Road）写一个短剧时，阿瓦里毫不犹豫地说可以。“这时，我已经开始喜欢昆汀了。”他说，“过了几个月，昆汀拿着厚厚的一堆稿纸来了，全是手写——几乎无法辨认，很多单词是根据读音拼写出来的，也不在乎语法和标点符号，稿纸被粘贴得不成样子。他几乎把自己想写的一切都塞进一个本子里，《落水狗》、《天生杀人狂》、《低俗小说》（Pulp Fiction）里的片段全都荟萃其中。他是完全照着自己说话习惯写的，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