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前学琴的声音，我不知道这传统和从前这里有那么多钢琴老师的历史，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关系。
后来*没了，普希金像又重新竖了起来，有一天特地去看它，普希金变矮了，甚至鼻子也不那么尖了，仰望铜像的时候，在心里吃了一惊，原来这里的天不是瓦蓝瓦蓝的。
上海人慢慢地变得有钱了。上海是那样一种地方，要是有一点点钱的话，它可以做出很有钱的样子出来，它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气派。那时候，任何从外国来的旧衣服，都能在被普希金雕像的小花园和蓝顶的东正教堂夹在中间的华亭路上，卖一个好价钱。那衣服一穿到上海人身上，配上他自己的围巾和微笑，好像从来就是他穿的。那时候，苏联正在打个不停，苏联的女孩子在为一双*子而献身。
华亭路上来了苏联人，背着一个小小的包，里面有他们的望远镜、手表和照相机。他们想用它们换中国人的衣服和袜子回家。那是个小伙子，高高的。那一次，我才真正看到了在书里看了那么多次的亚麻色的头发，和那头发下的蓝色的眼睛。
白俄来了又走了，留下了普希金的雕像。赤俄来了又走了，留下了布拉吉的梦想。现在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来了。
华亭路上的人笑嘻嘻地看着那高大的小伙子，有一个中国小伙子跟在他身后，大声对每一个摊主说：
“苏联人没有钱的啊，他拿了东西来换，就是没有钱买的意思，别看他们是外国人，外国人也分三六九等的呢，你们好好地杀他的价，从前，人家都叫他们罗宋瘪三的呢。”
外滩的三轮车（1）
晚上到外滩去，能看到沿着江面的从前黯淡的大楼群，如今被新装上的照明灯照得雪亮。一百多年以前的欧洲大楼，巴洛克式的，青春艺术式的，芝加哥式的，罗马式的，几经沧桑而不毁，在上海发红的夜空下默默伫立，带着一种好像是哀伤的气息，即使是被照明灯照得像一根根透明的棒冰一样的夜晚，也不能挥去这样的气息。它们总是要让人想象。
外滩从来是上海人的骄傲。甚至在最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产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着白色的外滩风景：沿江的尖顶大楼，梧桐树。从外地来的人，要是不到外滩来看一看，好像没有到上海一样，就像到了北京而没有去长城。
晚上的外滩，刮着潮湿的风，在那里走了不久，露在外面的皮肤就潮了。一盏一盏地经过立柱的铸铁路灯，那路灯是最近修外滩的时候，仿着从前租界时的欧洲街灯的样子新造起来的。仿造的，不知道在哪里，就让人看出来它的不结实、不老和不精致。虽然它也亮着，它也站着，它也是黑黑的，可是看上去还是像话剧里的道具，罗密欧和朱丽叶小小心心地站在三夹板钉起来的阳台上歌唱爱情，他们一动不动，生怕不小心踩裂了外面画着石头的阳台。听说从前外滩的老铸铁路灯，在五十年代，为了大炼钢铁，把它们都推倒了去炼钢铁，当时人们以为这种租界留下的旧东西，有去炼钢的机会，都是它们的幸运。而现在它们的膺品在有雾的夜晚大放光明，一些年轻人靠着它们照相，那是新从法国时装杂志里学来的情调。
到圆明园路街口，暗暗的老式路灯下面，看到了一个老人骑着一辆红色车身的三轮车。路灯浑黄，把两座高高的旧大楼下没有一棵树的窄街照得像一个深壑，老人和他的老三轮车，停在和平饭店和银行大楼的裂口中，好像是从历史书的缝隙里不小心落下来的陈年灰尘，红色的木头车，黄色的油布篷，车夫挥汗如雨，那是三毛漫画里的旧上海，车夫的后背上坐着一个飞扬跋扈的美国水手和一个鞋头尖尖的女郎，那是劳动人民在没有翻身得解放时候的痛苦生活。我想起来一个纪录片里说过，全上海现在只剩下最后七辆从旧上海过来的三轮车了。
老人用一条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