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于商鞅之外并无其他可依赖之人，这与魏国人才济济一堂形成鲜明的对比；军事上当时之秦国还只能向周边一些小国家示威而不敢与中原各国一较高下。
可惜的是魏文侯出于控制士人的目的，拔高在学术上并不是很深透、比较迂腐的公羊高和谷梁赤的地位。大力推行和倡导腐儒文化，虽使得魏国俨然成为全国文化的一个中心，但是此风之盛行，也侵蚀了魏国人的心灵，使得魏文侯之后魏国便就此江河日下，国势难以为继。（公允地说儒家思想并不总是代表着落后与守旧。李悝就是一个似儒实法之人，他的变法主张领一时风气之先，开一时之先河，充分说明了在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上也应有一个辩证的态度。后世之荀况、李斯、韩非，都是有着儒家血统的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样说明了儒家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儒家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消极的一面，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取舍、如何客观地辩证地吸取其有益成份，摒弃其消极因素。）如果说以魏文侯之睿智或可能将儒家思想的消极一面控制在最低限度内，但是其后世子孙就不同了，在与狼共舞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派歌舞升平的儒家思想只能轮为消縻意志力的靡靡之音。魏文侯之后魏国再没有出现比较优秀的君王，甚至错失吴起、商鞅这样的改革家，不能不说与这种保守的儒家文化息息相关。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对待文化采取的却是一种极端的绞杀政策。商鞅抨击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思想，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 他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对此后人的非议颇多，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里对于象秦这样的国度来说却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说深处中原腹地久受文化浸霪的魏国尚且不能抵御文化的消极影响，则以落后文化而生存之秦国更是无法因此而自我保全了。以魏文侯之贤却只能保证魏国一世之强，而以商鞅之拙却能保证秦孝公以后的各君王始终不渝地尽行其变革主张，保证秦国不断向前发展最终灭亡东方六国而一统天下，这种历史事实不能不说很让人感到郁闷和无奈。应该说明的是秦之兴盛得益于奉行文化绞杀政策，秦之灭亡也囿于此。唐朝诗人章碣在其诗作《焚书坑》中这样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谓发人深省。
四、国民的承受能力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长期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使得秦之统一兼并战争是一种旷日持久的殊死较量。长达数百年的割据战争对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承受能力也是一种考验。
从秦国由诞生而至逐渐强大的历史来看，秦国人民对战争有一种天然的承受能力。秦国的先祖伯翳专职为舜帝掌管牲畜，使牲畜得以大量繁殖，获得土地的封赏，受赐姓嬴。西周孝王时出现了一位叫名非子的后嗣，也善于饲养繁殖牲畜，周孝王因此赐给他秦地作为封邑，让他接管嬴氏的祭祀，号称秦嬴。
秦嬴的孙子秦仲曾受命讨代西戎，从此拉开了与西戎争夺地盘的持续数百年的战争。可以说自秦之立国始，秦国便一直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与西戎发生争端，是为了拓展国家之生存空间；与东方六国的战争则是为了与东方一较高下，并进而吞并天下。长期的战争使得秦人具备了凶悍如野狼一般的性格，磨砺了秦人的坚强意志，国民对战争的承受能力非其他东方诸国可同日而语。
虽然说战国七雄谁最终统一中国都并不偶然，但综合各方面因素考量，可能尤其以秦国为最。当然秦之灭亡东方六国，原因还有很多，譬如奉行积极的人才战略措施；譬如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调整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