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那几页纸递还给陈训恩。然后接着说道，“在这番讲话里，中山先生提出了‘社会革命’理念。所谓‘社会革命’，除了重申同盟会十六字纲领里的‘平均地权’。就是号召同盟会上下在精神上开展启蒙运动和在物质上大力兴办实业。他为什么突然这么提？毫无疑问。他是注意到了敝人这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认为我之所以能有今天这般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推广教育和兴办实业。《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既然找到了成功秘诀，他们便要有样学样，准备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陈训恩顿时大点起头：“不错、不错，大人所言极是！好在我们已经洞见一切，自然不能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大人觉得我们该如何应对？”
孙元起道：“我们以不变应万变。”
陈训恩想了想说道：“也是！大人创办经世大学。据说前期投入数千万两白银，同盟会想办学校。哪有那么多资金供他们挥霍？大人所兴办的实业不仅技术精密，而且还有专利保护，就算同盟会想模仿也模仿不来。若是他们自不量力，只怕会落得个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
孙元起道：“如果中山先生真的有志于投身教育、实业，困难并不是很多，也未必不能做出一番大成就！比如彦及你刚才所说的资金问题，其实就很好解决。袁项城为了安抚他，特地授予他‘全国铁路督办’的职衔，他完全可以用修铁路为名向袁项城要钱，也可以成立铁路公司向国内士绅募股，还可以拿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借款。
“有了钱以后，再来兴办一些见效快、收益高、技术含量低的实业公司，接着以盈余扩大生产、兴办教育、发展民生等。三五年时间，便可以取得粲然可观的业绩；十年之后，必定能够富甲东南。只是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上下未必有那么好的毅力，能够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做上那么长时间。甚至他们都没有耐心在一旁等上三五个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领导层，大半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比如黄兴，在武昌起义之前谈论兵法滔滔不绝，被同侪认为是同盟会中第一武将；结果在汉阳保卫战中，被北洋军打得落花流水，差点爆出翔来。其他会员也大半是言语胜过行动、热血超过才能，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指望他们能踏踏实实办教育、兴实业，还不如相信母猪能上树！
在真实历史中，孙中山就曾以修铁路为名向袁世凯索要了不少钱，结果铁路没建一公里，那些公帑也不知所踪。
孙元起又说道：“相对于投资实业，兴办教育更需要魄力。毕竟实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年投资或许明年就能获利。而教育呢？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可能有些夸张，但十来年时间总是需要的。像兴办中小学基础教育，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获利，还要不断往里倒贴钱。可是谁也无法否认教育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国家民族！”
在亚洲，几个典范的西式民主国家如菲律宾、印度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萎靡，而不少强权统治的东方式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等却都迅速富强起来，无数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因素加以分析，试图找到产生差距的根本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经济发展前期的快速提高国民文化水平。
正如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可能更为中国人所熟知）所说：“我国（指日本）人民与美国人、欧洲人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有没有受过教育。”所以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倡导全民教育，在几十年间就创造出一个没有文盲的社会。日本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随后的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也都遵循这一范式，在经济腾飞之前大范围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