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水平，为后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相比之下，菲律宾、印度等国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都非常低下，很多贫穷的少年儿童得不到正规的教育，无法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只能一代又一代沦落在佣人、贱民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兴办教育影响深远功德无量，但花费巨大、回报甚微，而且取得什么成绩也会归功到我这个教育总长名下，显然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不愿意干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活计。于是他们便用‘启蒙’来取代‘教育’。”孙元起随即又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启蒙’，可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教育幼儿、传授基础入门知识的启蒙，而是西方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启蒙’。启蒙与教育相比，教育的实施者一般是普通教师，而启蒙的实施者是思想精英、公共知识分子；教育传授的内容一般是书本上已有内容，而启蒙宣传的内容是当前社会缺乏的内容；教育一般偏向于知识技能，启蒙偏向于意识理念……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启蒙’明显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
陈训恩道：“在属下看来，启蒙和教育都是让人接受新知识获得新进步，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区别。”
孙元起笑道：“确实差不多，但其中的细微差别足以能让人觉得‘启蒙’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这也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现今中国也确实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来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恢复人性，提倡人道主义，提高国民素养，以适应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国家进行改革。但对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的重任，敝人却表示相当的怀疑！”
陈训恩道：“属下觉得，大人自光绪年间以来创建经世大学、编纂全套教材，以润物无声的形势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提高国民素养，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何待同盟会此时再来倡举‘启蒙’的旗号？”
孙元起摇摇头，有些惭愧地说道：“虽然敝人在传播科学方面做出了些许成绩，但科学只是启蒙运动中非常狭窄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理念、民主思想、共和政体、议会制度等内容，这些敝人却从未涉及，对它们也是一知半解。”
旋即孙元起又有些自得：“尽管敝人知之甚少，但同盟会诸人也未必就比我高明到哪里去。这也是我怀疑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重任的根本原因！”（未完待续。）
三三一、六亿神州尽舜尧
陈训恩道：“我们新中国党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稍胜同盟会，为什么不在兴办教育的同时提倡启蒙，反而让他们独擅其美？”
孙元起轻轻叹息道：“在前清宣扬启蒙思想，等同于大逆不道，敝人向来胆小如鼠贪财惜命，哪敢去干那种杀头的活计？相比之下，同盟会诸人在慷慨赴死这一点上确实胜人一筹，孙某自愧弗如！现在宣扬启蒙思想倒是没有多少风险，只是急切间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手来操办此事，随便找个人来主持又怕弄巧成拙。最近我才决定函请梁卓如（梁启超）回国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准备以此为阵地，逐步引导民众了解自由民主，宣扬启蒙思想。都说‘触动利益的改革比触及灵魂还难’，启蒙运动则是既触动利益又触动灵魂，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工作都是水磨功夫，短期内难以见效，所以我们也不必与同盟会争一日之短长。”
陈训恩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孙元起又道：“说到启蒙，有四个根本问题难以绕过，必须给出恰当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