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是个好学生。我记得当初我做过一个决定，是
否要做名优等生，最终我的成绩都在优下和良上之间，那还是因为我故意选了几门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拿优的课程，例如音乐和德国文学。因为我想得很清楚，我去那儿是受教育去的，而不是为了拿优才去的，所以说，我是一所真正的学生学校里的真正的学生。在那儿，我们必须在神学院学习六个课时，此外还有当代神学的课程———马丁？布伯（MartinBuber）、海德格尔等———自己学的东
西你一定得弄明白，在那儿没有滥竽充数的可能。
凯：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对电影的兴趣已经不再只停留于一种知识层面的破坏行为上了？
保：大学第二年时，我已经告别了牧师梦和律师梦，我视自己为一名作者、记者和社会批评家。掌管电影俱乐部期间，我开始读到所有有关那些电影的资料，但是除了我能租到的那些，其余的根本无缘一见。于是，1967年的暑假，我去纽约，报名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三门电影课程，只是为了让自己多学点东西。同时我还
背景：走出大急流城 第二节（4）
找了份兼差，但却被炒了鱿鱼。
这门生意，电影这门生意，是唯一一个我能保住饭碗的行业。离开这行业，我找的其他那些工作，结果都是被炒，即使在我父亲 的公司里，也是一样。
凯：因为反抗情绪？
保：基本上是。或早或晚，总会有人找上我，对我说：“干这 个。”你会说：“不，我有更好的想法。”他又说：“我不在乎你有什么
加尔文大学的学生记者保罗？施拉德（右）激情的学生：反越战游行中的施拉德
更好的想法。”然后，你就被炒了。所以我认识到，不管我干什么工
作，都必须是自由职业，必须要想办法战胜制度，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做生意，如果你能有属于自己的好产品，你就能自己当老板，
做艺术，也是一样。
于是我去哥伦比亚大学上了这些课程，课后，我会和同学出
去喝酒，直至凌晨三四点。某天晚上，我正坐在那里谈论宝琳？凯尔（PaulineKael）的新书《我在电影中失去了它》（ILostitattheMovies），我说我很喜欢这书，这时有人插话：“那好，我们这就去见宝琳。”原来这家伙名叫保罗？沃肖，是影评人罗伯特？沃肖（RobertWarshow）的儿子。宝琳以前喜欢过他父亲，现在他父亲已经去世，宝琳一直很照顾他。于是我们去了她在西区的家，找她聊天。当时我看过的电影的数目不算很多，但想法却多得很，而且我当时一定还有着要去教会当牧师的想法。我去那儿的第一个晚上，我们聊了一整夜，真正的争论———我喜欢的电影她不喜欢，反之亦然———最后我睡在了她家的沙发上。第二天早上我离开时，
她对我说：“你并不想当牧师———你想当的是影评人。”
那年暑假我去了她家好几次，回大急流城的时候，她对我说，
我应该立即离开加尔文大学，转投加州大学，她在那儿有个朋友，科林？杨（ColinYoung）———科林现在已经在英国国家电影学院供职了———她觉得科林能帮我。不过，这时候我在加尔文大学也只剩下一年了，而且当时我还放不下校报，所以我还是回去了。不过，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一直和她保持联系，写的文章也都会寄给
她看。
其中有篇就谈到了她，现在想来真是有点懊恼，因为那里面
写的真是错得离谱，但放在当初，我确实那么认为。文章在比赛中获奖，还被油印成册。文章的标题叫做“马修？阿诺德在洛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