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知识”与“下层知识”的文学
李建军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崇高的境遇及其他》，批评过一些作家的创作和价值观。我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一些大众文学作家是非常值得解剖的。丹尼尔·贝尔曾经写过一个《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尖锐地剖析了美国的“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如果要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矛盾，譬如像王朔这样的作家，就绝对是很值得注意的个案。
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一个问题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更多的是一个问题现象，表征着人格上的病态、分裂。他们身上缺乏理性精神，缺乏理想光芒，缺乏温暖和积极的东西。
迈克尔·波兰尼在他的《个人知识》这部巨著里面，曾经讲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上层知识”。这是指所有那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哲学家、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东西的总和，是一种我们人类能够普遍和持久享用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在中国许多作家身上，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如果可以仿造一个相反的词，那它应该叫“下层知识”。在他们的作品和言论中，我们更多看到的，就是这种“下层知识”，就是一种小家子气的、思想混乱的、非理性的胡闹，是庸俗、浅薄的自我中心主义。它们有解构，但没有建构，有反讽，但是缺乏同情。这种内心的任性、冷酷和黑暗的东西，带给我们娱乐的*，但是没有精神上的升华。
他们既是娱乐媒体的“宠儿”，更是一个娱乐化时代的牺牲品。面对媒体，他们其实是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的人。他们知道媒体要从他们这里拿走什么，他们不仅给了，而且给的比要的还多。在这样一个娱乐语境里面，这些作家一方面表现出了恩格斯曾经批评过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缺乏首创精神的、安于现状的一面，表现出一种对于世俗、流行的价值观的认同，同时，也表现出缺乏发现、批判真正的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精神。所以，他们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积极意义上的文化英雄，而是在消极的意义上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问题和精神危机。
与之不同，波兰尼讲的那种上层文化，它表现出的是宽容、同情和怜悯，是一种爱意。我们为什么说《红楼梦》伟大？就在于《红楼梦》里面表达了一种上层知识，一种上层情感，一种上层价值观。比如，《红楼梦》第二十回写到贾宝玉，他看到贾环跟一个丫环叫莺儿的一起在玩，掷骰子赢钱。贾环耍赖，把莺儿的钱给赖走了。这时候贾宝玉出现了，贾环就有点怕他，作者有一句话，我读过以后就一直记着：“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但王朔们似乎就怕别人不怕他！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人格和文格，或者说作家的人和文，就显示着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混乱和内心世界的无序感。
中国的现实问题很复杂，需要冷静地去思考，勇敢地去面对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整天满足于做娱乐文化的玩偶，甚至最终沦为它的牺牲品，那实在太可怜了。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造就一个消极的“英雄”是不难的，但要出现一个追求上层文化的真正优秀的人，却是非常非常难的。
蒋泥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我以前读过他的书《不死的光芒》和《灰色地带》，他给我的印象是：具有批评的精神，善于提出问题，有分析问题的能力，是一个有生气、有力量的青年作家。
当代的创作状况问题不少。很多作家的作品越写越差。余华的《兄弟》，老实讲，我耐着性子读了以后，失望极了，一点儿批评他的欲望与冲动都没有，它根本就不值得你去说，简直就不值一谈！
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负责任地研究和批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像蒋泥这样的作家，需要他的这种严肃的质疑精神，这种耐烦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