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会感激他们给我们随手丢来的微薄施舍。
简而言之，我今后也不过就是个女流之辈，还要特别提防男人跟女人说话时脸上那种特别的讥笑和嘲讽，还有他们夸张的优雅与礼貌。今天，爸爸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微不足道的女人，他说：“你们这些丫头怎么能和男孩子比？他们都很了不起，你们只是丫头片子。”我站在那里，轻轻笑了一下，倒没觉得生气——他自然是对的：我们怎么能和男孩子比？我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梦想与抱负，它们以后注定要流离失所。
1934年1月7日
一个人在家真是开心极了。我告诉自己：“只有两个解决方案：一种是想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不可能；另一种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也不可能。那就只剩一件事可做了。”我嘲笑自己毫无逻辑的结论：只能什么也不改变，继续生活下去，但那也不可能，不是吗？有三个不可能，第三种最不可能。痛苦地发现自己竟然这么无能。“我可以毒死自己，”我想，但不用以前想的方法，不再偷偷摸摸地，而是用完全合法的办法。如果有人想开玩笑送我一瓶鸦片，我才不会拒绝呢，会很开心地喝掉。但……没法做到不让别人知道。这感觉怪怪的，让我很害怕。妈妈知道会怎么想呢？这会对其他人——特别是妈妈有什么影响呢？
我越来越为自己的长相与性别痛苦不堪。我是个女的！还有比这更丢脸的事吗？我是个贱人！但终究还是个人。吃晚饭时还要伺候爸爸和尼古拉，真是件痛苦和丢人的事。他们凭什么坐在那里谈笑风生，让我不能好好吃饭，还要给他们递勺送盘？就算我没他们好，比他们低一等，那又怎么样？我还是个人，一个自由的人。我想要自由！
但是不，他们会阻止我，他们总会得逞；就算是现在，爸爸还在固执地把我变成那种卑微的奴隶。他很可能不愿意让我自问他亲自教我的那个问题：“他们凭什么这样做？”我不会放弃的，是吗？不，永远不会。
1934年1月11日
刚才一直坐在厨房里画画。房间里除了我和小狗彼得卡就没别人了。突然，有人敲门，不是我熟悉的敲门声，而是非常坚定的那种。早已对敲门声习以为常，我继续画画没去在意它，也不想开门。我知道一定是陌生人。要不是因为爸爸的尴尬处境，本来没什么好怕的。但现在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却没有通行证，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门外很可能就是民兵部队的人。十七届党代会召开之前，他们在到处搜查没有通行证的人。他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没有人知道……
门口的人又是按门铃又是敲门折腾了好长时间。我把铅笔和纸放到一边，脱下鞋子，悄悄走到门廊那里。就在这时，一个女人从隔壁公寓走出来，大声说：“他们可能不在家。”
“那这只狗在这里干吗？”有个男的回答。他又敲了一会儿门。彼得卡爬到了大衣箱上，叫得很大声，我就站在一旁，心跳得厉害。
彼得卡终于不叫了，我以为那个男的一定走远了。但是25分钟后，传来一阵更急促的敲门声。好像听到有人敲了三下，但我不确定。狗又开始叫唤了，我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心里想：“我得尽快离开这里。但又不能逃走：爸爸随时可能回来，我得帮他开门。但是，无论如何，只要等到4点钟就行。4点以后我就带着彼得卡溜去奶奶家。不知道这个男的还会不会再回来？”离4点还有半小时。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我害怕极了，没办法集中精力，什么事都干不了。我真恨他们！
从1933年的夏天开始，尼娜家就决定让父亲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敲门，以便让全家知道他来莫斯科非法探亲了。
1934年1月17日
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我们正在喝茶的时候，尼古拉来了，告诉我们房管委员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