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训他们一顿。
我和家里人的关系越来越差了，已经习惯了独处，我变得太自立了，而且都不能容忍别人批评我或者教育我。我也不想这样子，可一旦有人指出我的什么缺点，我就开始回嘴争辩。数与爸爸的关系最紧张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不过我们两个很相像，也许这就是根源所在。
我不太和他说话，总之，我的话少得可怜。但只要我们刚开始谈论什么事，就必定会以争吵结束。我开始对爸爸有了一种不可理喻又无法控制的愤怒。这是何等愚蠢？可就是没法自控。爸爸向来有些脾气暴躁，年纪大了就更厉害了。对每件事都有抱怨：收音机不好，妈妈不好，我们三姐妹不好，我想最多的可能还是我不好吧——毕竟，我总在家里。抱怨对他来说，就像食物和睡眠一样必需。
然而，这并不会让我停止甚至减弱对他的尊敬。如果说我有一个通晓几乎所有事情的权威顾问的话，那个人肯定是爸爸。他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最终决定（我应当附文写明仅限于政治与科学领域。）＇划掉一行＇。我把爸爸充满鄙夷和讽刺的话语当作真理，因为真理越是尖锐我就越喜欢。爸爸其实很棒：他从一个朴素的农民成为一个受到全面教育、极其聪明和先进的人，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我觉得我们谁都比不上他。
虽然我们并没觉得自己有多好，可是爸爸对我们的评价也太低了。他贬低所有的苏联青年。对他来说，我们姐妹三个在各个方面都笨得无可救药，没什么长进，都很肤浅。我们是女流之辈这个事实更让他坚定了态度，因为照他看来，所有的女人都是垃圾——这也不单单是他的想法，其他许多男人也是这么想的。幸好我没有兄弟：否则他和我们的待遇差别就更大了。
共产革命的目标是社会平等，也就意味着妇女该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没有一个女人在政府担任要职，通常，女人不掌权。理想的苏维埃女性是纺织女工、农民或是工兵，她应当多生儿育女，忠于丈夫与国家，做事高效尽责，同时必须顺从。性别歧视在20世纪30年代是视为社会正常的思维方式：尼娜父亲对女性的看法在苏联被许多男性认同。
1934年1月1日
就前面一小会儿，我和伊琳娜出去谈了谈——毕竟，和她一起可以畅所欲言，她自己也说个没完。我对她说的内容不是特别感兴趣，边散步边听她说着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种种琐事，感觉实在有点儿怪。或许她也不是特别开心，不过她还是兴致很高地描述了自己的生活，她与两个迷人的伙伴一起度过的时光，一个是比她大两岁的漂亮女友，另一个则是她的追求者，一个和她同龄的希腊人。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夜晚就是谈谈情，跳跳舞。
要不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话，我不会相信那就是13岁的伊琳娜所做的事。在这方面，她似乎比我成熟多了。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一个风趣、苗条而快乐的女孩的影子，她知道该对追求她的人说什么话，而且她还会跳舞。最开始她总是说不喜欢跳舞，但很快就乐此不疲了。
女孩子就该是那样！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丑八怪，脑子里总想着所谓平等，坚持要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是谁把这些愚蠢的想法塞进了我们的脑袋？为什么男人掏钱帮我们买电车票或者请我们去看戏时我们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真是可笑！我们现在真应该意识到，我们不过只是女人而已，别指望男人会对我们另眼相待，否则那才叫荒唐愚蠢呢。
我想如果有一天，伊琳娜的希腊爱人把她的外套递给她，或是赶紧冲上前去帮她搭鞋扣，伊琳娜一定不会觉得惊奇，反倒是十分荣幸。她那样也是对的。莉莉娅已经把电车上男士给女士让座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我还是觉得很丢脸。一旦我意识到男人比我强百倍的时候，我就会抛下一切想与他们平起平坐的抱负，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