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基本上不同，但因为他们三人都出现在五、六十年代，古龙其实是受到二位前辈的影响的。只是为了区别于三、四十年代的旧派武侠文学，所以就将之称作新派武侠。本文所论的则主要是以金、梁为代表的新武侠文学，但也兼及古龙的小说。
去年十一月底，梁羽生先生由移居国澳洲返香港接受岭南大学颁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校方撰写的《赞辞》中，有这么一段话：“从1954年初在《新晚报》发表的《龙虎斗京华》，到1980年在《大公报》连载的《武当一剑》，他一共写了35部小说，合计160册。其中《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已跻身武侠经典行列。”同时，《赞辞》中又引用了梁羽生先生的处女作，也是新武侠文学的第一本小说《龙虎斗京华》开篇时梁先生写的一首词《踏莎行》：
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
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五十一年前，连作者也没有想到，这一首词就拉开了新武侠文学踏足中国文坛的序幕，这一写也就让梁先生写了三十年，正应了“卅年心事凭谁诉”的词意，从《龙虎斗京华》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写就写了三十五部作品，洋洋洒洒上千万言；而金庸在一年多之后继之而起，也写作了十五部作品。一时，梁羽生、金庸在海外中国人中闻名遐尔。梁羽生的本名陈文统，金庸的本名查良镛反而不为人所知。时至今日，人们仍以“梁大侠”、“生公”及“金大侠”、“金庸先生”来习称这二位武侠文学的大师。金、梁并肩，崛起于香港岛上，成就了一番新武侠文学的名山事业，迷倒了千千万万的中文读者。流风所播，各路群雄竞起，台湾的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也连袂而来，但此三人其实都属于旧派武侠文学的写法，有别于此一路写法的古龙未出道时对金、梁二人甚为敬仰。据古龙的朋友，台湾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告诉笔者，在古龙六十年代崛起于台湾，渐成气候时，他收到金庸给他的复信时，有“惊喜万分”的感慨。古龙自1960年开始尝试写武侠小说，初期的《苍穹神剑》等都十分幼稚，及至1964年才以《浣花洗剑录》等声名鹊起。古龙一生写了61部武侠作品，其部数比金梁二人的著作加起来还多。笼统而言，将这三者都算作新武侠文学的话，则新派武侠文学有116部之多。此三人的武侠文学作品先在港台海外流传，后又传入内地，印数以数亿册计，又改编成电影、电视，风靡海内外，读者遍天下。曾有人说，宋人柳永以词名世，遂有：“有水井处必有人吟柳永词”之说，今则应改为：“全世界有华人居住之处，必有金庸小说在流传。”当然，当今世界已成地球村，进入IT时代，新武侠文学更以新的形式变体进入人们的娱乐、审美世界，恐怕将来飞船登天，宇航员在太空舱读新武侠小说、看新武侠电影或电视剧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举这些事例是要说明，新武侠文学已征服了海内外亿万中文读者。
然而，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中却存在着无视或歧视新武侠文学的倾向，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或文学史的研究中，也对旧派武侠文学有否定与贬低的批评，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武侠小说等一类的“通俗小说”归入批判的对象，在现代文学史上或略而不提，或横加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罪名。究其实，武侠小说在现代文坛上一问世就被人们赋以又爱又恨的角色，爱之者，喜其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济弱扶倾，着迷于其扑朔迷离的江湖恩怨，儿女情长的侠骨柔情，扣人心弦的惊险传奇；恨之者，谓其社会影响恶劣，误导青少年，鼓吹暴力，血腥残杀，冤冤相报，复仇手段残虐，更有甚者，指其怪力乱神，仙魔荒诞，盅惑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