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纪律。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及其相关制度，在管理理论上是一种创新。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对我军的发展壮大有深远意义。这一举措彻底解决了近代以来“兵为将有”的问题，保证了军权始终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使军队不再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红军时代的龚楚、孔荷宠，到抗战时期的张国焘、何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离队、叛逃的情况屡有发生。可他们至多只能带走身边的少数亲信，根本无法控制整个部队。这都是因为“党指挥枪的原则”发挥了作用。
所谓一项根本原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充分汲取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教训，自创建军队之日起，就将我军的性质确定为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党与军队的关系。无论是南昌起义，还是秋收起义，都是根据党的指示发动、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直接领导的。起义后，很快就在军队内部建立起党的组织，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强调部队行动方面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需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特别是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后，上层有党的前敌委员会，中间有团、营党委，基层有连队党支部，班有党员，排有小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领导体系，从组织上解决了党如何管理部队，如何直接影响士兵群众等重大问题，确保了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
关于“支部建在连上”，有必要多说几句。军史上特别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是“三湾改编”所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对我军的成长发展有重大意义。为什么这么讲？这要从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说起。大革命时期，我党就开始注意对国民革命军的影响和领导，着手在北伐军中建立党的组织。北伐战争中最有战斗力的叶挺独立团，就是一支由党团骨干组成、由我党直接组建和指挥的部队。可当时党的领导人还不清楚该如何领导军队，只是在团一级单位建立了党的支部。南昌起义虽然公开打出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却由我党直接领导，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倾向革命、反对蒋介石屠杀工农政策的叶挺、贺龙所部。南昌起义成功后部队士气很高，也曾对部队领导体制进行过一些调整，如在军、师两级建立党的委员会，团一级普遍成立党支部，并指派了党代表等。可由于基层单位没有相应的党组织，党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打胜仗时可能看不出来，一旦部队分散行动或遭受挫折，问题马上就会暴露。如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10师，从南昌出发南下的第二天，就在师长蔡廷锴的率领下脱离了起义队伍。
据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的老同志回忆，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后，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所部尚有2 500人。由于作战失利，生活艰苦，官兵思想十分混乱。部队转移途中，每天都有逃亡现象，包括一些师长、团长甚至党代表，也先后不辞而别。朱德等领导人十分着急，天天在官兵中做工作，仍无法解决问题，最后这支队伍跑得只剩下几百人。多年后，曾直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的聂荣臻元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总结道：“在旧军队中，无论有没有我们党的领导，无论党的工作是强还是弱，如果不经过根本改造，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是不可能适应新的革命任务的。而改造这些军队的最好方法，必须要有党的基层组织并与当地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斗争中改造部队的成分，吸收新鲜血液，锻炼和考验大批干部，树立新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使部队在思想作风上根本改变面目。”《星火燎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页。
秋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