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普福（满洲正黄旗人），三次出任；高恒（满洲镶黄旗人），一次出任。
后来查出历年以来盐政借称办公动用白银467万余两，还有未缴的余利银六百数十万两。
六月二十五日，乾隆下达圣旨，勃然大怒：商人预提盐引，应该交纳的银两有1090余万两之多，可历任盐政没有如实上奏，而是营私舞弊，据为己有。高恒、普福等，久任盐政，竟将预提盐引，散给商人，将国家税银任意侵蚀肥己，肆无忌惮地乱花国家税银，实在出乎情理之外，高恒、普福革职查办。
同日，乾隆还特地下旨给军机大臣，要追究早已卸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责任，认为预提盐引一事，都是他经手承办，像这样上下沆瀣一气，他岂能推诿说不知道？
然而在查抄卢见曾家产的命令下达之前，出了点问题，结果只查抄出铜钱数十千文，家中“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乾隆对此大为光火，下令由大学士刘统勋负责审理此案。
卢见曾（1690—1768）此时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卸任在原籍老家养病，为当时的知名学者、文坛领袖，被称为“主东南文坛，一时为海内宗匠”，“生操如椽之笔，主盟坛坫三十载”，在扬州任职盐运使期间，“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与《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书画名家“扬州八怪”等有深交。他在乾隆年间曾两次出任两淮盐运使。
刘统勋审讯卢见曾经的俩个儿子卢谟和卢荫恩，最后查出是大学士纪昀事先走漏了消息，卢见曾提前转移了家产，纪昀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
卢见曾其实并不是贪污了多少银子，而是收受了估值16241两的古玩，卢见曾是文人，喜好古玩，商人们投其所好，卢见曾因爱古董而惹祸，故称之为“古董祸”。
由于通风报信，泄露朝廷机密，所以纪晓岚被免去官职，充军边疆，直到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才得以回到京城。
盐引其实就是权力垄断，盐政一职成为天下第一肥缺，上有所好，下必附焉。
清乾隆十三年（1748），时任两淮盐政的官员名叫吉庆，有一天接到江南大盐商江春的一张请柬，请盐政出席某一活动，就像当下请某位领导去剪裁助兴，每当接到这样的大红请柬，吉庆便会暗自高兴，凡是出席这样的活动，可都是有红包可拿的，也已经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了，至于封多大的红包，早已经有一套不成明文的潜规则了 。
江春行贿，自然是另有所图，盐商们要求朝廷增加每年的盐引发放数量，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增加配额，请求盐政官吉庆代为向皇帝奏请，这对于吉庆来说，向朝廷申请增加配额本是他份内的工作，何况还有红包可拿，他更要写好这份奏折了。
？？吉庆的奏折送到户部，乾隆皇帝很快有了批复：同意在不增加当年盐引的前提下，下一年度的配额可提前使用，同时要求盐商对提前使用的盐引向政府另外支付一笔“预提盐引息银”。
皇帝的批复虽说打了折扣，但还是松开了一个口子，大盐商江春等人无不满意，又给吉庆送了个五万两银票的红包，既是表示感谢，也是一桩幕后交易，并请吉庆出面担保，盐商们预先交纳部分盐引息银，余下的暂时赊欠，等变现之后再还上，收人钱财，□□，各得其所，大家都高兴。
吉庆带头开了先例，这套官场潜规则就在盐业圈中流传下来。继任的两淮盐政普福、高恒等，每年都能收到肥得流油的大红包，收受贿赂均达十万两银票以上。
到了乾隆三十三年，继任的盐政官员名叫尤世拔，上任之时，此时江南盐商们拖欠的盐引款息银已是天文数字，却已经形成惯例，结果被乾隆发现蹊跷，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审计，对统辖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的两淮盐政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