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对南希而言太土了，作为州长夫人的生活太无聊。就连第一夫人的应酬义务以及同议员夫人们说悄悄话，她都觉得是负担。相反，她要求了一些特权，于是开始了同新闻界的紧张关系。 丈夫罗纳德在当工会干部的时候就学会了怎样和记者相处。不管他是否作为州长混淆了统计结果，忘记了数字，还是搞错了法律草案，他都得到了原谅。他的善于应对很快就让批评收了声，“这是真的，艰苦的工作还没有杀死任何人，但为什么要等着这样的事发生呢？”他是针对指责他工作不够投入的人。作为“大交际家”，就像他后来被人称作的那样，他比绝大多数人都会掌握和选择适当的说话时机。南希恰恰相反，她没什么和新闻界打交道的经验，被当成了软柿子。她不懂自嘲，特别是缺乏对丈夫的自信。尤其是琼·狄蒂安的一篇文章激起了南希对新闻界终身的愤恨，20年之后她还在自己的传记里同狄蒂安算账。女作者在1968年和南希在萨卡拉门托度过了一天并观察了她一天的生活，她把南希的微笑描写为“一幅僵硬的不坦率的图画……一个代表着美国中产阶级妇女梦想的女人的微笑。参与这个梦想的一切就是无可挑剔的穿着，每个细节都完全正确……连同每个微笑——女秘书、保镖、厨娘、园丁。”就连到处是正面评价时，南希也会觉得是众矢之的。由于她的自我形象强烈地受到他人的影响，批评永远会刺伤她。很快，记者就把她总是投向丈夫的爱慕的眼神称为“凝望”。她总是用一个论据来反击负面的媒体：女记者们总是在嫉妒她的美貌。就连作为州长夫人她也希望看上去像个电影明星，并且每次公开露面时都应特别专业地走上舞台。“南希·里根”，琼·狄蒂安嘲笑道，“说任何事都带有热情。也许她早先是演员，带有这一行里初学者的习惯，就连附带的句子也要添加进大大超过萨卡拉门托第45大街通常在星期二早晨所能显现出的强烈的戏剧性。” 在拍摄工作变为纪录片期间南希无法进行每个本能的表达。制片人华伦·斯泰伯说：“她的行为举止总像在镜头前，总是准备好的，总是按照剧本，总是像在扮演角色。”而她的丈夫也是同样如此，尽管他对认识他的大部分人都很和蔼，但仍是个谜。就连海伦娜·冯·丹姆，里根多年的私人秘书后来的顾问，也觉得很难说；“罗纳德·里根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可以凭良心地将他描述成一个特别好心、特别热心和稳健的男人，他可以很快地消除一个人的距离感。但我同时又必须将他描述成另一个人，一个不让任何事和任何人特别靠近自己的人——也许他的妻子是个例外。”就连历史学家爱德蒙特·摩瑞斯撰写的里根的官方自传也把里根描写成一个他所遇到的最少有的人，“缺乏任何一种精神生活”并且带有“果蝇式的注意力低下。”而他在进行了14年的研究后，还是无法成功地发现这个演员身后的真实面貌。也许他妻子的评价是最深刻的：“我总是说，有一句话适用于罗尼：你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难道他的其余部分根本就不存在？从政治的角度看，里根夫妇并不缺少明确性，而且他们的目标完全不复杂。在一个社会分化的时代，他们体现的是极端保守的价值。他们致力于维持死刑，赞同轰炸北越。“我们可以把他们整个国家浇上混凝土，建成一个停车场，然后在圣诞节又回到家里，”州长不着边际地大谈特谈。而伯克利大学的学生示威在他的眼里是对美国主流的攻击。早在选举中，他就把在校园中发生的“肮脏事”当作他个人的话题。为了能够在校园进行政治活动，1964年，大学生们在伯克利用静坐和游行等方式推行言论自由的权利。自此，伯克利成为乌托邦和反叛的典范。里根把伯克利导演成了战场，这里终于给他提供了创造英雄壮举的机会。在暴力骚乱之后，他宣布对整个城市实施戒严，并占领了城市17天之久。同联邦调查局一起，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