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就可能“光荣”了。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也不由不迷惑，不由不懈怠了。用句好听的当时流行的话叫做“厌战情绪”。因而偌大的学校上万人的单位，只剩下少数“铁杆分子”和“敢死队”。大多数同学（无论哪一派的）都游离于“运动”之外。他们有些干脆自己给自己放假——长期在家休养，有些谈情说爱、结婚、生小孩，以至我们学生的集体户口上添了新成员——我们的下一代在这里落户了；有些虽留在学生宿舍，每天百无聊赖，女生织毛衣（其实也不是织什么“毛衣”，当时毛线绵线都买不到，她们把用棉线织的童帽、手套，乃至鞋带都拆成线进行再加工），男生则抽烟、聊天、睡大觉：我们医大算是得天独厚——有自己的附属医院——少数学生偷偷溜进病房去钻研业务……“浩劫”时期，自红卫兵诞生直至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个个领域之前那段日子，真是最具“民/主”精神的“革命”。《十六条》之第四章这样写着：“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因而没谁能管束得了群众，他们要怎样干全在他们自己的心情。
十六 寒热往来 虚实莫辩坠迷津（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之后，学校成了对立派武斗据点，我们这一派的同学不能回去了。所以我们兵团大批战士离校，留下坚持“革命”者屈指可数。做为败军之将，我的万丈雄心一下子灰退到了极点。但是，我不能走：一、我若走了，我们组织就等于自消自灭了；二、我是医大校园、兴海湾的“名人”，这个脸我丢不起；三、我无家可归——与父亲决裂后我再没回过家；四、最重要的是我向毛主席发过誓，我不能违背誓言。我苦闷、忧虑、迷惘。可这一切又向谁去讨教、去倾诉？但是无论如何，“革命”必须坚持下去。于是，我们在医大附属医院那边的学生宿舍里收拾两间空房子（这时学生绝大部分回家了，宿舍里空房子多得是），在门口贴了一张用红纸写的《八。一八兵团司令部》几个大字，就算重新安营扎寨了。我每天坐在屋子里看看报纸，听听“联络员”报告的信息和市总部的电话而已。实际上我是无所事事！实际上我是在蹉跎大好青春！
这时，学校内的运动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全国各地各单位大致如斯）。校园里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一次批判会也不开。这搞的是哪门子“运动”呢？社会上的“运动”除了武斗就是打“派仗”。偶尔各派的市一级联合指挥部，组织召开个批斗高级中枢司令部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大会，那不过是借以证明自己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而已。再就是时不时召开个“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庆祝大会”，宣读“最新指示”，呼几句口号。这时的所谓全市性*也不过千八百人的规模，很多组织的大旗之下只不过十多个人、几十个人而已，并且会场秩序紊乱、中途退场者颇多。过去那种万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百万人的群情激昂、秩序井然的声势浩大的*、*之壮观场面已不复再现。我们兵团每到全市性*的时刻是很尴尬的，因为现在我的“司令部”里只有六七个人，这几乎是全部在校的战士，倾巢出动还不够“一小撮”！我只好把这几个人全派出去，分头去找寻通知家住本市的我派学生去赴会，以打出我们的“战旗”，以证明我们的队伍的存在。
一九六七年末开始，一些地区的两派陆续坐下来谈判或已经联合。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黑龙江的“悍联总”和“炮轰派”这两个在全国都出了名的冤家对头达成了《联合协议》；一九六八年一月沈阳三派达成《制止武斗十条规定》、长春两派四组织也达成了《联合协议》。至此时，中央的态度已全然明确：两派也好，三派也罢，各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没有了过去的“保皇派”与“造反派”或“保守派”与“革命派”之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