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筒。唐家的大媳妇，也就是唐大为他妈，坐在门口收礼金，来一个红包，打开看有几张，然后在红色的本子上写下宾客的名字和钱数。
当时去的大部分都是唐大林父亲那边的亲戚。
我姑父唐齐站在舞台上，拿着话筒慷慨陈词。无比骄傲，无比激动，无比昂扬，他说着说着就感动了自己。我还记得他演讲的最后一句话，“老婆，我爱你！”
我无比尴尬，只能抠着圆桌上的塑料膜。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有尴尬癌这个词，我会精准地在我那天的日记里写下它。
但当唐齐撕心裂肺地吼出那句话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甚至还有口哨之声不绝于耳。我看向坐在台下的我姑姑吴曦燕，她面无表情，也并没有看着舞台，我觉得她一定和我一样尴尬。
不，她比我更尴尬。因为她才对这桩婚姻的内里有切身的体会，就像被蛀空的果实外面被唐齐打上了一层油亮的蜡，光鲜亮丽。她可以忍受一个人啃噬着这果实腐烂的内里，但却无法将这外表光鲜的果实拿到人前叫卖。
我的姑父站在舞台上，志得意满，我想那一刻，他自己都要被自己感动，他像一个演员，在演到动情处时，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感谢妻子、感恩生活的丈夫。
但等他下了台，他又清楚起来，那些礼金才是他作为一个演员的酬劳。
之后我表姐便被弄上台，吹笛子表演。大概是为了彰显他们唐家这个女儿，不仅成绩好，而且多才多艺。但是唐大林没有任何自豪，从这场升学宴的开始，坐在我旁边的唐大林就表现出罕见的心神不宁。她的笛子过了十级，她吹了一首难度很高的曲子。
但是，在那个破旧的舞台上，唐大林没有知音。
她吹完，鞠了一躬，匆匆下台，直到坐到我身边，才恢复了正常。
自从唐大林学医以来，我就更加热爱与她聊天。听她讲她们学到寄生虫那一课的时候，在食堂没有人再愿意吃面条，而校医院的打虫药一周就卖到脱销。
其实她并不适合学医。解剖大鼠，试验后给被实验完的兔子打空气，这样的事并不适合她，她花了两年去克服这个心理障碍。但这些曲折并不妨碍她变成一个正直的医生。
自从她从那个四十平方米的家里搬出来，住进宿舍，她就像一棵从潮湿角落里被移到阳光下的植物，我为她感到高兴。
“你知道吗，”有一次唐大林对我说，“我以前一直想学精神科。”
“为什么啊？”我吓了一跳，“你不怕那些精神病打你啊？”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想，要是我学了精神科，我就可以证明唐齐是一个精神病，然后亲手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我不寒而栗。
我想起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姑姑姑父带着唐大林，我叔叔婶婶带着吴臻臻来我家做客，三个男人最后都喝醉了，红着脸互相吹牛，说自己没醉。
我跟唐大林说：“你看我爸那样，肯定醉啦，还说自己没醉！”
唐大林看也不看她父亲一眼，“我爸没醉的时候也这样。”
不知道从几岁开始，可能是从我知道有离婚这个词开始，或者看见我姑父在公园里拿雨伞打我姑姑开始，我便想着我姑姑与姑父到底哪一天会离婚，想到后来，因为实在想了太多年，我便终于下了一个论断，他们这辈子也不会离婚。
但是我错了。
我表姐上大学的第二年，他们离婚了。
那时候我高三，我在家里经常可以听见我父亲接到我姑姑的电话。
“他老是进进出出，他不还钥匙给你，你找个换锁的把锁换了不就完了吗？”我的父亲由一开始不耐烦的出谋划策变成了单纯的不耐烦，“哪家换锁比较好你不会自己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