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营销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如果“偏门作品”不赚钱，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许多发行公司的负责人都干过营销，比如先在新影公司、随后又在佳线电影公司工作的多伊奇曼；先在奥利安联美公司、最后又跳到索尼经典的伯纳德和巴克；十月公司的宾厄姆·雷和杰夫·利普斯基（Jeff Lipsky）等人。当然，早在1970年代后期，营销人员就对大制片厂有过强大的影响力，对什么作品可以或者不可以开绿灯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这也导致部门间相互掣肘、恶言相加。分数统计专家们拥有生杀大权，负责掐灭那些倡导“理念高深”却很好消化的影片的人心中闪烁的创造性火焰。这些影片为那些预设的观众包装上易于辨认的外壳，往往在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研究团体组织的试映中阵亡。
但是，独立电影与大制片厂电影的营销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大制片厂随意花钱做广告的地方，独立电影却得依靠免费的大众宣传。因此，大制片厂实行饱和预定制度，开展包括买断重要电视时段、报纸广告、广播、户外广告牌等在内的代价昂贵的宣传活动，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常是在第一个星期，吸引更多的人去更多的影院。独立电影发行商的做法则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捞了钱就跑，他们很清楚，第一周可能会最不景气，他们依靠精彩评论以及好口碑，通过与少数几家影院签订长期放映合同等方式，来逐渐为影片赢得观众。（《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就卖出拷贝的最大数而言，放映场数顶多不超过150次，而新影公司为了让影片在纽约的巴黎影院连续放映一周年，谨慎地撤除了最早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整页广告。）大制片厂则遵循大数定律，怀着一种赌徒心理每年发行大量影片：总有一批影片会脱颖而出，虽然剩余的会被废掉。独立电影发行商发行的影片数量一般都不多，顶多两三部，不堪承受哪怕一部影片的失败，由是他们会对每部影片极尽关怀。
但是，到了1980年代末期，发行商开始走背运。没有一部取得较大成功的独立电影突破2500万美元的票房极限。显然，独立电影的观众已达到极限。看看曾经改变了独立电影格局的哈维和鲍勃·温斯坦的说法。哈维本人——谁也休想遮住他的风采——说：“如果没有我，他们也会发明出我来。我是唯一有趣的家伙。”也许吧。如果没有温斯坦兄弟，可能会有别人出现来充当他们的角色。但是，另一方面，也许并不见得会这样。1990年代也许更像1980年代，艺术片仍然是艺术世界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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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尚未结束的故事（12）
贾木许的《天堂陌影》很适合作为这本书的一个逻辑起点，因为这是一部黑白片，几乎没有情节可言，看上去太容易拍了，差不多是一部室内剧——只需要带一部摄像机对着几个朋友拍摄就可以了。跟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1959年的《影子》（Shadows）相似，贾木许的这部影片属于那种“我也能拍”的电影，这种影片曾经启迪过一代独立导演，让他们相信自己也可以拍电影。但是，在狂热寻找下一部大片的压力下，美国电影的格局在迅速发生着变化。与独立电影的第二波浪潮相比，1980年代看上去似乎已经成为历史。同时，1980年代也许已成为一个沉寂的年代，贾木许就像是那个时代的格里菲斯（Griffith）一样，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在1990年代的前进浪潮中，那一代独立导演不仅对大制片厂而且也似乎对观众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拒斥，这反而使他们显得既愚蠢又失败。当然，赞同这种观点的历史写法肯定是不称职的，而且对先锋派们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不公正。1990年代独立电影的突然涌现显得那么戏剧化和独特，值得写一本专门的书予以描述。如果这段历史中独立电影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