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54〕
可是，这位副主任在随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声明却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自己当时也只是说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的问题，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55〕
另一位当事人后来在书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电话中所说的意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有“严重曲解”。他直言不讳地在书中写道：这个电话“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横加罪名”，甚至“扣上了‘砍旗’的政治大帽子”。当然，外界反应如此之快，而且反对之声如此之强烈，也确实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触动之深，但这也“预示着以后的争论将是很尖锐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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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2）
那么，胡绩伟的电话记录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几个月后，他给这位副主任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的主要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57〕
这个电话，被看做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争论的开端。5月13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开会。胡绩伟将那位副主任的电话内容告诉了与会者。胡耀邦颇为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斯大林曾经这么做过。于是，他建议写一篇文章，讲清楚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