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的神气。年轻的皇帝只好自己给他念了一遍，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
当时的首辅周道登，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样的大臣，说句不厚道的话，如果崇祯不把他们赶回家去，那才是真的脑袋发昏了。
崇祯很快就看透了东林的作为，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更令崇祯愤怒的是，东林党把天启年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比如铸钱。崇祯一朝的钱币就是大明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批，铸造的铜钱号称比铅还黑，比纸还薄。在连续的严重拒收事件发生后，东林党还采用国家暴力机构逼商人购“真”钱，以致当时一听说朝廷又铸钱了，两京的商人就会蜂拥逃出城去，直到风声过去后再回来经营买卖。而且，由于江南是士大夫众多，整体人民素质极高的地区，风气十分民主开明，当时告老还乡或者居丧的官员们，充分发扬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作风，不仅屡屡上书谏止皇帝重开商税等等，还帮助民间各种弱势群体偷税漏税，以至于崇祯年税款屡屡拖欠，当时按照书面上大明一年赋税两千余万两，实际能到京城只有数百万两reads；！
于是，国家没钱，不能赈灾****反，不能发饷则兵变，而民反兵变则需要更多的银子去追缴，镇压——明朝就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
崇祯对此看得很清楚，后期的天子已经不再那么天真，出于对群臣的极度失望，他不仅再次启用了太监，而且也开始想办法堵大明这条船上的窟窿。由于开源在朝中众多重义轻利的君子的反对下实行不下去，那么，崇祯就开始打算如何节流。
辽饷是最大的窟窿之一，崇祯十五年，明朝又一次大败，基于国内外形势，崇祯打起了和谈的主意，委派兵部尚书陈新甲处理此事，并再三要求他办理此事要保密，不能让外廷的文官们知道，否则和谈就彻底没有指望了。结果陈新甲居然把和谈往来的信件随手放到桌上，被人当作塘报抄送传递到政府各个部门去，成为公开的新闻。
之后东林君子们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然后文官们充分阐述了陈大人在任期内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堂而皇之的宣告陈大人对不起大明对不起人民，最后，陈新甲被杀，“和谈”——再也没人敢提了。
后来，鉴于李自成步步紧逼，崇祯十七年正月，有人上书建议朝廷“南迁图存”，结果——被东林君子们完全漠视了。
二月末，崇祯鼓足勇气突然在朝堂上提出了“南迁”二字。这下可不得了了，言官们意气风发，大道理说了一堆，最后勉强提出“太子南迁”的问题，但是崇祯不能答应。在崇祯看来，太子南迁就摆明了是要自己留守京城专为表演“皇帝殉国”，并且当堂就有人明确发出这样的质问：你们这帮大臣是什么居心，是不是要重演唐玄宗的故事呢？
崇祯无法接受这个提议，只好散朝。但是大臣们在朝上还不够尽兴，回去后纷纷向皇帝发狠上了一系列关于皇帝绝不可以南迁的论文。其中御史李邦华明白的写道：“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