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与悲壮。这个故事讲述了一艘航行了几百年的帝国船只如何在世纪变迁的风浪中沉没，并打捞在被风尘掩盖的历史后面那些勇敢的心和自由不屈的灵魂。这个故事名叫《东方拜占庭的陷落——大宋帝国号沉没的前后》。
许多年后，在距离临安（杭州）几千公里的一座海上的金城，君士坦丁堡，也沦陷在游牧民族的铁蹄和炮火下。土耳其人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策马进城，在神圣的圣索菲亚教堂前，将祈祷的方向调向圣喀巴方向，一个持续了千余年辉煌壮丽的梦想就此结束，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从此成为历史。
南宋——东方拜占庭，这是凌沧洲先生2006年时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长安帝国——汉唐覆灭前后，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尤其是唐帝国末年来自西部回纥甚至是吐蕃的压力（吐蕃军一度攻入长安），迫使帝国的重心不断东移。
宋朝建立的初期，尚且称洛阳为西京，汴梁为东京，然而这种形势也没持续多久，在金兵的逼迫下，帝国的权力重心南移，最后落脚在临安。
这种情势与君士坦丁大帝抛弃罗马城而建都于希腊小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罗马帝国也饱受蛮族的困扰，日耳曼人、哥特人、匈奴人不断突破帝国的边防，在帝国的土地上肆虐。而宋国都城被迫南移的过程似乎更加无奈——对他们来说，北方已经永久地沦陷于游牧民族的手中了。
12世纪末，东方拜占庭的有识之士对宋国风雨飘摇的情势十分忧愤，他们对朝廷的呼吁和在文章诗词中表达的忧患意识，都无法激起一个衰败的王朝和民族的斗志，都无法遏制北方新兴游牧民族南下掠夺征服的猛烈势头。
1178年，陈亮先生给皇帝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文情并茂的信，信中对宋国的战略形势十分忧虑：“惟我中国，凝聚天地之正气，天命所钟，人心所会，衣冠礼乐所萃，百代帝王之所相承。现在却偏安一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但是哪有可能长治久安而无事的……”
陈亮论述了吴、蜀在地缘格局中属于边缘地带，而钱塘又是吴之一隅。钱塘人物繁盛，富甲东南，风俗华靡，上下贪图安乐。“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南宋中国的血性已经衰败，李广、陈汤、班超、张骞、窦宪、耿秉、李世民、李靖、侯君集、李勣、王玄策、陈亮苏定方这样的人物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风尘中，让帝国末年血色渐浓中的人们苦苦回忆不已——“天下事，问天怎忍如此？陵图谁把献君王，结愁未已。少豪气概总成尘，空余白骨黄苇。千古恨，吾老矣。东游曾吊淮水。绣春台上一回登，一回揾泪。醉归抚剑倚西风，江涛犹壮人意。只今袖手野色里。望长淮、犹二千里。纵有英心谁寄。近新来、又报胡尘起。绝域张骞归来未。”（王野《西河？天下事》）“每到危亡思名将，张骞在世又如何？君不见岳飞坟头三尺血，临安夜夜闻笙歌。纵有千人悲泣岳飞案，朝廷耳聋六月雪。权臣与君都沆瀣，长城自毁空悲切。”（凌沧洲《怀古》）米贾托维奇在论述拜占庭人的衰败时，也曾有精彩的论述：这个民族变得暮气沉沉，它既无主动精神也无意志。在皇帝和教会面前，他们匍匐在尘埃之中，背转身来，他们却不禁捶胸顿足。上面是暴政和榨取，下面是仇恨与怯懦。上下朝野充满了残酷和伪善的风气，外表的虚文代替了真正的文化，浮华的语文隐蔽了真正的观念。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同样的腐朽，民族精神衰老了，缺乏一切弹性。在虚伪的爱国心的掩护下，大家都只重私利，而忽略了公益。（转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12、13世纪的东方拜占庭，精神也已经衰败，生活精致而腐化，尤其是权贵们，根本不了解周边的战略态势。蒙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