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传教士们常说的法兰西、意大利，却没找到关于英吉利的一字一语。事实上皇帝本人对于洋玩意还是很感兴趣的，巴黎流行的最新玩意通常都会很快随船送入北京，乾隆皇帝建造了圆明园目的就是为了仿制法国建造中国的“凡尔赛”，于是，对于这个远在法兰西更西面的红毛国，皇帝陛下理所当然的认为：中国是位于世界中央的文明之邦，四海诸国都沉浸于野蛮愚昧之中，因此，他们必然会急切的想到中央国度来学习观摩先进文化。
来访自然不能空手，带的礼物当然是本土最好的土产，献给皇帝也就标志着对清帝国的臣服，这些国家理所当然的叫做朝贡国，即为属国。
清帝国的属国还少么？近的朝鲜、琉球、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远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更甚者还有清帝国一厢情愿的“属国”沙俄帝国。
乾隆皇帝龙心大悦，批示两广总督：“……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
七月二十三日，英方使船船行天津大沽口外，遵循圣旨恭候多时的清帝国官员们隆重迎接，并送上了大批礼物。
从猪、牛、羊等肉食到穿戴用器一应俱全，东西繁多的甚至连使船都装载不下。这令马嘎尔尼等人非常兴奋，他们认为他们起码拥有了“非常卓越”的开端：要知道依欧洲的惯例，无论是出使还是驻外使节，花费的款项一律都是回国报销的公账，从未有被访国给予赞助的例子。
由于清帝国的馈赠物品太多，部分的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将一些死猪、死鸡从船上扔下了大海。可紧接着围观看热闹的清帝国民众便争先恐后的跳下水，争抢着将那些死猪死鸡捞起来。他们无一不面带欣喜，仿佛从天而降了大便宜。
从天津港登陆后，使团行船北上，沿白河前往北京。几天的行程令马嘎尔尼及斯当东等人大为惊讶：两岸居民寒酸落后的平房，清帝国民众寡淡的生活状况，令他们心中的黄金国度的形象开始了动摇。
大英帝国从一百多年前与清帝国开展贸易以来，对于清帝国的具体情况其实一无所知。英国人只到过清帝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而且即便是在广州，他们也仅仅被允许在十三行街范围内活动。
所谓“十三行”，便是清帝国指定负责对外贸易的十三家商行，他们负责采购和销售所有对外货物，对外国商人的商品具有绝对的垄断权力，简单的说就是定价权。他们充当着外国人与清帝国政府的中间人，对清帝国的官员们卑躬屈膝，对洋人却耀武扬威、风光无限。
英国商人在广州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督和管理，他们不被允许乱走一步、乱说一句，不许携妻来华，也不许找清帝国的女人解决生理问题，即使是ji女。
这种如同囚徒般的生活在欧洲商人的描述中便是：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广东购茶商人蒙受的羞辱。
此外，更令人痛苦的是清帝国官员的勒索压榨，广东海关的贪污腐败是令人发指的，每条海外商船从停泊到补给要缴纳“丈量银子”、“官礼银子”、“通事银子”、“押船家人银子”等一系列三十八条关税以外的勒索银，甚至有时总额高达进口货物的百分之二十。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清帝国的政府对于政治利益的注重是无以伦比的，绝对凌驾于经济利益之上。
在清帝国的皇帝乾隆眼中看来，启用原来的宁波等通商口岸会给浙江经济带来推动，但更重要的是也会增加帝国的管理成本。汉人难治，尤其是浙江一带的汉人最为难治，多开一个通商口岸便是多了个里通外国的窗口，这自然不可为之。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清帝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压根不需要外来贸易的刺激，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