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葬礼，写了著名的《访苏归来》等一系列文章。纪德本人是苏联的同情者，认同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在苏联十周的经历，完全改变了他对苏联的印象。在莫斯科，纪德的感想是：“在这里，关键是让人人相信，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会更好；还让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们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防范同外界（我是指国界之外）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这种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样水准，甚至水准明显低的情况下，俄罗斯工人也自认为很幸福，比法国工人还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29
纪德观察到：“苏联公民对国外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他们还都确信，外国各个领域都远远不如苏联。这种幻想始终巧妙地维系着，这的确很重要，每个人即使不太满意，也还是庆幸受这种制度保护，会免除更大的苦难。”比纪德早一年到过苏联的罗曼？罗兰，同样看到了真相，可惜当时不敢写出来。1935年夏天，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到苏联访问，他在苏联的观察分为两面，一是真实的感受，一是表面的客套。罗曼？罗兰把自己真实的感受写在日记中封存，要求在五十年后公开。可见当时对苏联的观察并不是有没有真实判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讲出真实的问题。纪德和罗曼？罗兰的观察恰好说明这一点。
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说：“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来自国外的消息本来能使苏联劳动者对他们国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态具有正确的概念，但这种消息却遭到系统的隐瞒和歪曲。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估，并且有时甚至是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30
1932年，费边社的创始人韦伯（旧译韦勃）夫妇到苏联访问，后来出版了《苏联印象记》，韦伯夫妇对苏联的印象很好，完全是正面评价。他们认为：“苏联的民众已经认识清楚，社会环境的压力，以前曾剥夺他们充实的生命之自由与机会，现在这压力却经过了改造，给予每一个人选择职业与选择居住的较多的自由，给予每一个人较多的休息与假期，给予每个人较多的消费品，给予每一个人较大的责任与酬报，使每一个人估量他自己的能力，有积极参与集团工作的机会。”31韦伯认为社会环境的统制与改造“确实将增进他们个人的自由”。
因为韦伯夫妇在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所以对苏联的感受也非常自然趋于正面评价，但历史最后证明，早年对苏联的正面评价，其实是历史的错觉造成的。
1945年夏天，郭沫若对苏联进行了五十多天的访问，后来写出了《访苏纪行》，郭沫若对苏联的观察自然完全是正面的。他认为自己是抱着“唐僧取经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苏联去的”，因为“苏联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32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总之，对一种制度的深刻洞察力，常常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倾向。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上世纪20年代初写出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同样道理，1972年，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前后到中国来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观察却与他们完全不同。
1973年纪录片《中国》上映不久，周恩来会见杨振宁。杨振宁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电影结束时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有一群小孩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