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因此，我们的国家要变成“受人尊敬之国，卓然冠绝于环球”，就应当抛弃国民品格中的弱点。鲁迅当时同许寿裳也常常讨论这个问题。这一对赤诚的青年忧国者，当谈到在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在做异族奴隶的时候，他们便相对地愤然长叹，深深地感到悲凉。他们常常一起认真地思考和讨论着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病根在哪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在大海彼岸（4）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的认识是朦胧的。世界上有那么多思想精湛的哲学家，描绘过那么多理想人性的蓝图，究竟哪一个是最美好的楷模呢？两个年轻人还无从判断。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们则十分敏锐地发现，中国国民性格中最缺乏的是两个东西，这就是：“诚”和“爱”。
这种直觉的朴素的认识，正是后来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乃至中国社会的全部科学认识的胚胎。如果不是一个对中国社会有相当痛苦的感受的人，是无法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劣根性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没有一个思想家与文学家，像他那样一生从不知疲倦地无情鞭挞丧失“诚”的虚伪和践踏“诚”的瞒和骗，也没有一个思想家与文学家，像他那样怀着那么深的祖国之爱与人民之爱，去揭露和抨击那种毁灭人类之爱和人的尊严的封建专制，那种没有人性的吃人的世道。尽管提出这种见解的时候，还是比较抽象的，然而，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萌芽呵！
至于第三个问题，他们则认为中国两次当了异族的奴隶是最大的病根，这种回答显然是幼稚的。他们只看到元朝与清朝的种族压迫，没有看到几千年来各个封建王朝都一样沉重的阶级压迫。漫长的专制制度，使某些中国人失去了支撑诚实的力量，也使某些人们的情感变得冷漠，失去了人的最起码的爱。
渴望着献身祖国的鲁迅，不仅为祖国的命运在思考着，而且很快地开始了他为祖国的第一次公开的呐喊。1903年6月，鲁迅应浙江同乡会主办的、许寿裳编辑的刊物《浙江潮》的邀请，决定替刊物撰文。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认为，新小说是新政治的发端，它对于社会改革有着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这给鲁迅以深刻的印象。那时，《新小说》杂志特别推崇雨果，并刊登过雨果的照片，陈独秀也翻译了雨果的小说《惨世界》。鲁迅此次从日译本转译了雨果《随见录》中的一篇文章《哀尘》，发表于《浙江潮》第五期。同一期上，鲁迅还发表了他译述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这两篇处女作虽然还不成熟，却展现了鲁迅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心和炽烈的爱国之情。
《哀尘》原名《芳梯的来历》。鲁迅所译的这一片断，是雨果自己叙述在1841年目睹的一个下层妇女被污辱，被损害的事实：在一个雪花如掌的腊月天里，一个无赖少年绅士，无端地用雪球戏弄和袭击一个穷苦女子，这个女子不得不自卫时，巡警走来，他竟不顾是非，公开袒护有权势的无赖少年，而判处被欺负的弱女子监禁六个月。雨果通过这个故事，鞭挞了暗无天日的悲惨世界。
鲁迅在这篇短短的译文中，融进了鲜明的爱憎。他憎恶那个无端凌辱女子的无赖少年，把他的名字译成“频那夜迦”。这名字是印度神话中的一个恶神。鲁迅把无赖少年视为凶神恶煞，而对被凌辱的穷苦女子却满怀同情，并对造成这些女子的不幸的罪恶社会表示极大愤慨。他在“译者曰”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噫嘻定律，胡独如此贱女子之身！频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跃于璀璨庄严之世界，而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