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文章，就讲“条理缜密”，却不注意文学艺术的感情特征，鲁迅就很不赞成。有一次，太炎先生问起鲁迅关于“文学”的定义的看法，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太炎先生想了想，就开导学生说：这种说法虽然有新义，可仍有不当之处。例如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虽是文学，却不动人的感情。”对于先生的教诲，鲁迅来不及思索，没有马上与老师争辩。但他经过一番思考，还是觉得这位博学的老师不对，于是，他对许寿裳说：“先生把文学看得太广泛，其实有些文字，如《海赋》之类，就不一定是文学。”鲁迅由于很注意阅读外国文学，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突破旧学固有的观念，而章太炎则还没有跳出“朴学”正统派的框框。 。 想看书来
为了祖国的《新生》（7）
1908年，鲁迅还开辟了为祖国新生的新阵地，那就是译书。为了借他人之新声，发国民之蒙昧，他和周作人努力介绍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特别是东欧和北欧弱小国家的小说，同时也注意介绍暴露沙俄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他觉得这种作品中跳动的声音，容易引起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的共鸣，这也许能够起到一点疗治国民精神衰颓的作用。于是，他们开始编译《域外小说集》。但是做这项工作，正如后来鲁迅自己所说，一要学问，二要朋友，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除了第五样无法预料之外，前四样他们也都不全。不过他们还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硬干下去，他们准备先印两集之后，卖回本钱，还要继续编印下去。于是，选材，翻译，润色，校阅，用了许多辛苦的白天和夜晚。他们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1909年2月，印出第一集，共一千本；到6月间，又印出第二集，共五百本。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出售处结了账，结果是令人沮丧的。第一集仅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集卖去了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第一集多卖一本，那是他们的朋友许寿裳去买的。在上海听说也只卖了二十册左右。于是第三集只得停印。几年后，上海寄售书处失火，所存《域外小说集》全部化为灰烬。后来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再版序》中说：“我们过去这梦幻似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但是，《域外小说集》那些催人觉醒的文字的价值，在五四运动的大波冲刷之后，终于重新被人们所认识。
《域外小说集》中所选择的作品，都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针对性的。俄国安特莱夫的作品中所暴露的黑暗，也笼罩在中国的土地上，安特莱夫所指出的俄罗斯民族的严重病症，有着同样病情的中国人看了之后，自然也会感到痛楚的。鲁迅痛感中国国民性中缺乏“诚”和“爱”，因而他选译了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谩》与《默》。
《谩》描写一个男青年真挚地爱着他的恋人，而他的恋人也信誓旦旦地说：“吾爱君，汝宜信我。此言未足信汝耶？”然而她却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投入另一个“伟美傲岸者”的怀抱。失恋后的男子悲愤至极，看清了社会无所不在的欺骗与黑暗，他呼喊“诚”来救援，他说：“援我！咄，援我来！”然而没有用，“谩乃永存，谩实不死。大气呵屯，无不含谩。当吾一吸，则鸣而疾入，斯裂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诚，抑何愚矣！伤哉！”
《默》则是刻画牧师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