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梁启超“文学政治功利化”的思想痕迹，在理论上认为文学“与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在实际的说明中却把文学的作用过分夸大，以至认为它是民族兴亡的“首义”，鼓吹文学救国。鲁迅这时还不满三十岁，文学观还不成熟，观点互相矛盾，但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他已经开始了对文学的全面探索，已经为中华民族创造巍峨灿烂的文学纪念碑安放了更多的基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为了祖国的《新生》（6）
鲁迅在1908年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点，即把精神因素作为中国社会改革的杠杆，显然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
在鲁迅心目中，章太炎最可宝贵的是学问与革命性兼而有之，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而章太炎当时认定的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其中心点也正是在于激扬精神这一点。在改良派主张“兴业振兵”，输入西方科学技术以救中国的时候，他主张以精神、道德、宗教，而不是以物质、科学技术、进化来作为革命的推动力和社会改革的武器。因此，他反对一味崇拜西方，轻视自己，斥责资本主义文明的流弊。特别是在1909年鲁迅所作的《破恶声论》，受到章太炎的影响更为明显。章太炎出狱后在日本留日学生的欢迎会上，曾讲过一段著名的话，他认为中国当时最紧要的是两件事：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所以为佛教辩护，谴责破坏佛教的行为，号召祖国人民不忘自己身上环流着“炎黄之血”，正是受到章太炎先生的启发的。
1908年夏季，章太炎已直接成为鲁迅的老师。《民报》被禁之后，章太炎便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清风亭、帝国教育会、神田大成中学，都有他的讲习点。已移居“伍舍”的鲁迅、许寿裳、周作人，很想去听讲，但因时间冲突，便通过章太炎的女婿龚来生与章太炎联系，请他用星期日午前时间在寓所——民报社另开一班，太炎先生欣然应允。于是，一个新班成立了，成员一共八人，除了“伍舍”中的鲁迅、许寿裳、钱家治和周作人之外，还有原来曾在大成中学听讲过的龚未生、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
7月21日，星期天。他们来到太炎先生寓所，开始就学于这位学识与胆识都超群的老师。在狭小的寓室里，师生席地而坐，中间是一张小矮桌。一到八点，章先生就准时开讲了。讲的是音韵学，先讲三十六字母和二十二部古音大略，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言词古奥但无一句空话。他对学生说：“音韵之繁简递嬗，其现象颇背于进化之理。……”讲了一番道理之后，接着是扎实的历史情况的叙述：古音大略有二十二部，至汉则仅有六七部，至隋唐则忽多至二百六部，中唐以后变为百七部，至今韵亦如之，而方音仅与古音相类，不过二十余部…… 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每逢星期日，鲁迅和其他几位同学都要来到民报社听讲。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了《说文解字》、《尔雅义疏》，还讲了一些文学的知识。
每次讲解，鲁迅总是静静聆听，用心记录。他仰慕的太炎先生，那时生活穷困，一天仅吃两餐素食，但是精神健旺，双目炯炯。他广见博识，思想高超，加以对中国的文学和历史无比精通，讲起来挥洒自如，夏天盘腿坐在席上，穿一件长背心，手捻着泥鳅似的长须，讲话滔滔不绝，庄谐杂出，令听者为之倾倒。在当时，不管是思想之深邃，还是学问之博大，太炎先生都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鲁迅本来就有旧学根底，经过这位大师的指点，又向更渊博的境界挺进。鲁迅后来做学问的求实作风以及考据、校勘、整理文物的非凡功力，都与章太炎的影响分不开。
鲁迅对章太炎是很敬重的，但是对于先生所讲的一切，他是独立地加以思考的。对于太炎先生把文字学也归入文学，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