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主要是涉及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其结论是：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人们获得的教育文凭也就越高，其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拥有不同资本的家庭，尤其是已经获得了文化资本的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在对待子女的教育方面会显示出他们的阶层特色，这将体现在文化资本传承的观念、方式以及态度上面。
首先来看文化资本传承的观念因素。在中国，文化资本的价值一贯受到重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出息的孩子往往是那些一心向上、能够承接家庭乃至家族厚望、能够实现家族向上流动愿望的人。在这样一个注重家族传统的社会，一个读书人身上所承受的不仅是自身读书上进的动力，而且更有来自家庭与家族的期望，对于每一个读书人来说，可能听得最多的告诫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在中国古代，那些经年苦读终于成才的“好孩子”数不胜数，借光读书的匡衡、映雪读书的孙康、卖柴卖纸的葛洪、切粥充饥的范仲淹……都是贫寒出身而发奋读书的典范。
但是，在这些“望子成龙”的背后，也往往含有一个成人社会对于孩子的功利性态度，人们对于孩子的态度、教育投入往往是建立在对孩子将来的“前途”的判断上面的。如果孩子是“读书的料子”，就花血本送孩子上学，如果觉得孩子不一定能够“读得出来”，那就可能止于能认得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中国社会，正如鲁迅说过的那样或者是“为儿女作牛马”，或者是“任儿女作牛马”，前者是父母觉得孩子读书能够读得出来，后者是觉得孩子不会有出息，读不出来的。陈映芳：《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第98～99页。孩子的学习能力、天生禀赋决定了在资本匮乏时代孩子的学习机会，而在今天的社会，因为家族观念的淡化，父母对于子女“光宗耀祖”的动力会减弱，但是一旦有了孩子，那种望子成龙的渴望却是一脉相承的。这后面自然亦不能排除对于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社会地位等功利性的因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观念也有嬗变，如果说以往人们把生儿育女视为天经地义的话，那么现在，中产阶层渴望上升，并为流向更高的社会阶层在积极行动，这使他们会花更多时间关注工作，对自身生活质量，对于休闲与消费等物质主义越发重视，对于养育孩子所必须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就不得不多加考虑了。主动放弃生儿育女的DINK（Double Ine No Kids）家庭在中国数目逐年增加，而这一点同样反映了文化资本传承过程中的功利性或者说理性考虑的因素。
对那些不要小孩的中产阶层而言，以他们的收入，养育小孩不应构成负担，但他们对生育孩子感受到的压力比社会低层要深，很多人不断推迟生育时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终生不要小孩，甚至连婚也不结了。根据《时尚》杂志一位栏目主编的分析，原因在于，一是这些中产阶层对自身经济状况的稳定性存在怀疑，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充满不稳定感，有一位女性这样说：“现在养一个孩子可不比从前，就一个孩子，你不能委屈他，人家孩子有的虽然不一定咱都必须有，但也不能差得太远。我们现在还没可能承担这么大一笔开支。”也有人说：“人就活这一辈子，这个过程转瞬即逝，为了生养孩子把自己弄得苦巴巴的，不值。”还有人是充分考虑到自己的生存压力，不忍心让孩子也面对这样严酷的竞争：“我们的孩子只能比我们这一代更高一层才有意义吧，即使在未来社会做个中产，他所面临的竞争也需要他具备足够强的实力。如果我们的孩子在竞争中落败，我们会很内疚。”殷一平：《高级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写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231～246页。此外，对感情的稳定性持有怀疑态度，社会保障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