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态度，他深知改革内部的积弊比抗击外部的敌人还要困难。外部的敌人是明摆在那里的，可以鸣鼓而攻之，内部的许多积弊是附着在自己人身上的，而且形成已久，决非一朝一夕所可排除，如果操之过急，激化各种矛盾，就会造成混乱动摇国本。皇帝求治心切，一再向范仲淹征求意见，何事应兴，何事应革，也就是如何变法。范仲淹非常谨慎，他认为去做一件具体的事容易，而积弊难除，惟恐劳而无功，反而引起混乱，所以一再推谢，不敢提出意见。后来皇帝召对赐坐，下令打开天章阁的大门，磨好了墨，铺好了纸，亲自执笔蘸饱了墨，恭恭敬敬的送到范仲淹的手中。看到年轻的皇帝如此诚恳，又如此谦虚，他不能再推了，只好请求退而列奏，上《十事疏》，十件事包括四个重点：
一是澄清吏政，也就是政治革新。
二是调剂民生，也就是经济改革。
三是改革兵制，也就是军事革新。
四是建立恩信，也就是文化革新。
皇帝征求了富弼与韩琦的意见，却也大致相同。于是下定决心，下诏推行新法。
范仲淹觉得自己受了年轻皇帝的知遇之恩，决定按新法严格执行，在选人任监司的时候，拿出档案审查，不合格者一笔勾销。富弼在旁边看了，叹息说：“你一笔勾销甚易，此人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就是说，用了一个不称职的官，也就会害了许多老百姓（造成一路哭），与其一路哭，不如就让他一家哭吧！
在任何时代，人事制度的改革，如何用人，用什么人，都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改革都是空谈，你再有良法美意，老的官僚班子不去执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范仲淹的变法从第一个重点“整顿吏治”开始，完全正确。但是对吏治一加整顿，就捅了马蜂窝。那些冗滥官员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关系挤进官场的，一旦黜退，就触犯了许多权贵官僚的利益，一时舆论哗然。大家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攻击新法，大肆攻击范、富，有些地方，甚至连办公也停止了。年轻的皇帝没有经验，看到这种形势，完全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范仲淹是个仁厚君子，看到形势恶化，皇帝应付不了，就借西北边疆有警，自请再去守边。1044年6月，范仲淹以陕西河东宣抚使名义去了西北；再过两个月，富弼以河北宣抚使名义去了河北。两位主持变法的大宰相一走，新法也就陆续搁浅，最后不了了之。范、富两人从担任宰相到去职，时间还不到一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弊之形成，为时甚久，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有时候，需要反复冲击才能见效。从中外历史看来，革命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改革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非功过，不可一概而论。像范仲淹这样的有志之士，一向忠于职守，勇于任事，能文能武，忧国忧民，我们很难把“庆历变法”失败的责任加到他的头上。变法之初，他就估计积弊难除，对前途并不看好，因为皇帝一再催他上马，他只好鞠躬尽瘁，尽力而为。
范仲淹于1045年罢相，1052年去世，在这7年中，他虽然也调动了一些职务，但是不断地受到他人攻击，也就无所作为，没有什么大事可记。只有在1046年，他应友人滕子京之请，写了一篇《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名篇。
此文是一篇四六骈文，其可贵之处不在词句而在内容。作者在这篇短文之中自抒怀抱，写出自己崇高的思想与广阔的胸怀。他那以天下为己任，一生忧国忧民，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想法与做法，不管是在任何社会中，都应该说是最高尚的品德。在此文之中，他认为古仁人之心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关心民间疾苦），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关心国家大事），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