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乐而乐乎！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忧时忧世，无时不忧，无处不忧。到了范仲淹的笔下，就简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一句话，而传诵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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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是一场大悲剧（1）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长达两千年。在这种制度统治之下，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一人的奴仆，朝政都由皇帝一人决定，别人无权过问。国家的法规、律令，都是皇帝订的。他愿意怎么订就怎么订，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用不着和任何人商量。
在各个专制王朝中间，宋代要比别的朝代开明得多。至少从宋仁宗时代起，就公开提出了变法的问题，并且向一些德高望重的官员征求意见，让一些有关的官员认真讨论。在这种基础上，才能产生主张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争论，###（主张实行新法）与旧党（反对实行新法）的争论。虽然这种争论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开头的争是非发展到后来的闹意气，闹得一塌糊涂。但是与那种大皇帝金口玉言，一人说了算数相比，总算是前进了一大步，让人嗅到了那么一点点民主气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一路吵吵嚷嚷逐步发展起来的。北宋的党争距今已有###百年之久，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距今百余年前，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对于主张变法维新的###还一概斩尽杀绝，这样一比较，清王朝不就更显得十分顽固与落后了么！
宋代的变法是由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不仅历次变法的主持人如庆历变法的范仲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都是大知识分子，就连庆历变法的发动者，宋仁宗赵祯也是苦学多年的知识分子。他们拟出来的变法方案还是像模像样。例如说，变法是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能够做到富国强兵。目标完全正当，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就是其中的“强兵”部分，也只是改造军队，保卫自己的疆土，并没有去侵略别人的打算。这种变法，老百姓不会反对。庆历变法之所以遇到阻力，是因为范仲淹从裁撤冗员开始革新，一动手就触及了某些官僚的利益。这使大家认识到，触及自己人利益的改革一定要谨慎行事，逐渐推行，不可操之过急。变法和党争一直延续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六代，总共八十多年。参与的人员包括皇帝、太后、宰相以下的重要官员与当时许多知名学者，其中有父子两代都参加了的，如范仲淹、范纯仁；有兄弟两人都参加了的，如苏轼、苏辙。开头大家争论的不过是变法方案的具体内容，逐渐发展为赞成新法与反对新法两方，先是争是非，说道理，后来就是闹意气，互相攻击，发展而为###与旧党两派。如果只把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与政治主张之内，不管争论得多么激烈，都不会闹出大乱子，很可惜，在这一段历史时期，皇帝都不长寿，一再出现小皇帝在位、太后临朝听政的局面。小皇帝与太后对变法的内容必然不会熟悉，但却一再介入党争，而且轻易表态，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这就使得党争扩大化，双方争得没完没了，直到金兵南下，北宋灭亡，这才被迫中断。
于是就有人认为，北宋是被变法、党争闹得亡了国，因此，就对变法、党争一概抱否定态度。其实，北宋亡国，另有原因，史实具在，罪责分明，不能要变法、党争来负责任。变法和党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当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民族还只是懂得用武力来争夺领土，来改变制度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用开会探讨问题与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化解矛盾，进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范围。比较而言，我们还是文明多了。
变法君臣初相见
我这里所说的变法君臣，君是指的宋神宗赵顼，臣是指的王安石。他们这次见面的时间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