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英语、俄语、哲学、数学等六门课程。每天由这些教员轮流给我一个人上课，其他问题不问不想，集中精力老老实实地学习。
大约4月初的一天，又遇上一位中国留学生，后来知道他叫贺诚。开头相遇都不好议论长短，因为组织上早有规定，见面不许谈论与学习无关的问题。不久，又遇上贺子珍、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他们都编在中国班，集中住在一个大楼里。又过了几天，组织上通知我去给马明方他们几个同志读报，并且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组织他们搞一些活动。由于经常接触，渐渐跟他们混熟了，当时都用化名，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实姓。然而，通过跟他们交谈，不仅了解了当时政治形势也了解了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
有一次，我陪他们去政府俱乐部看电影。当银幕上出现斯大林的形象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鼓掌。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无比的崇敬。电影是俄语对白，我就给他们当翻译。在看完电影休息时，我忍不住慨叹地说：“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政党，必须要有一个英明的领袖啊！我们在莫斯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这里经常喊王明万岁！”于是他们便跟我说：“王明算什么？不能喊王明万岁！”蔡畅告诉我说：“中国有领袖，是毛泽东！”这时，在我的脑海里，才有了毛泽东这个名字。心想，中国有了领头人，中国就有希望了！
但在当时的场合下，只能在心里高兴，不能喜形于色。因为那种紧张神秘的气氛是王明、康生一手搞的。公开表示拥护毛泽东，他们会给你眼罩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暗自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俄译本的《论持久战》，开阔了眼界。
每当我掩卷沉思，便想尽早回国。祖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我应当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当我第二次碰到许之桢时，由于我恳切地要求，终于得到了他的支持。当即，他给我写了一个地址，让我找中国代表陈琳（任弼时）同志。
我按他指示的路线和地址找到了*代表的住处，陈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他便通知我，组织批准我回国了。他要我马上回去，买两个大木箱，然后到书店选购一些军事理论与技术书籍，将木箱装满为止。
我从陈琳同志那里出来，直奔阿鲁巴大街，买了木箱和书籍。次日上午，乘一辆小汽车在城内兜了几个圈子之后，便朝东南方向的郊区驶去。大约行驶有40里，车子开进一个陌生的村落，看样子好像沙俄时期的大庄园。别墅似的院落，四周是木板围墙。这里有几位中国人住着，其中有陈龙、朱光、柳英等同志，大约20多人，都是等回国才住在这里的。我把书籍搬进屋里，一个管事的人给我安排了住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12）
一天下午，任弼时同志陪同*部长米尔曼，干部部长鲍尔克夫来了。这天晚餐非常丰盛。任弼时同志举起酒杯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回国了，今天特意为你们饯行！”大家一听，兴高采烈，笑逐颜开，频频举杯，开怀畅饮。任弼时同志当场宣布：“回国的40多人组成一个大队，由吉合同志担任大队长，陈龙同志为副大队长。”
当天，我们登上了火车，然后又转乘汽车，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新疆迪化市。在第三招待所的小楼上，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要我们好好休息，选定时机再送我们回延安。在招待所休息期间，遇上黄火青同志，我们是老相识了，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当排长时，他是我那个排的学员，后来当了班长。那时，伍修权同志在我们学校当翻译。
我和黄火青同志促膝攀谈，十分亲热。他打开木箱，见是许多军事书籍，便品评着，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们交谈学习，交谈步校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