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羊为了讨好皇帝，什么花样都想得出。他说对老百姓不加赋税，其害处远远超过正式的增加赋税。你们这次变法如果是学桑弘羊的敛财之术，那就不是变法，而是在变戏法——从无变有，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不幸言中，司马光的确是从王安石本人的言论里发现了整个变法方案中严重的错误倾向；名曰理财，实际上是和桑弘羊的办法一样：想方设法，与民争利。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一提起桑弘羊的变法，眼前就会出现一幅惨绝人寰的灾荒图。汉武帝后期民穷财尽，饿殍遍野，天下户口减半的惨象并不是匈奴侵略造成的，而是桑弘羊等酷吏的苛政造成的。全国大部分地方，匈奴根本没有到过，而酷吏的搜刮，任何地方都可以达到。从小就接受仁政、爱民思想教育的司马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与桑弘羊之流有共同语言的。他把这一套新法视为洪水猛兽，终身反对，绝不让步，对于王安石这个老朋友，他一再写信，劝他悬崖勒马，劝他改弦易辙。实在劝不回头的时候，他就不与王安石见面，甚至不惜得罪青年皇帝，一再提出辞职，要求退出这个实行新法的朝廷，搬到西京洛阳去写他的那部独特的史书——《资治通鉴》。对于司马光的怒斥新法，我们不忙评论，因为以后他还要出场，还要和新法再打交道。现在需要探讨的是：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不是真的，他能不能办到？
司马光直指新法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从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国用饶”那里学来的。王安石未加否认，当然也无法否认，因为“均输法”、“平准法”（后改“市易法”）的确是从桑弘羊那儿学来的。我们能不能说，这件事，汉代的桑弘羊办不到，宋代的王安石能够办到？因为宋代的生产水平远远超过了汉代，城市的工商业开始发展，已经出现了纸币（交子）与汇兑（飞钱），可以用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广土众民，农业始终是主要的生产手段，在老百姓中间，比例最大的还是农民。如果是小规模的试验性质，用任何超前的办法去理财都可以一试；但是国家财政等米下锅，除了取之于民的老办法之外，任何新的设想都不是可靠的。我们也可以说，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以盘剥百姓为目的，他可以用欺骗手段蒙蔽汉武帝，用玩魔术的手法去夺取百姓的钱财；王安石是忧国忧民的君子，他绝不会去做欺骗青年皇帝和损害老百姓的事。那我们就不妨认真了解一下，王安石在建议推行“青苗法”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可靠的实践经验，说了骗人的话没有？
王安石在宁波当地方官初步推行“青苗法”的时候，效果究竟如何？经查有关记载，当时宁波的老百姓确实得了实惠。当时老百姓几次遭灾，有青黄不接之苦，王安石亲自监督发放青苗钱（农贷），使得老百姓渡过难关，免受流离失所之苦，大家称他为再生父母。后来在陕西某些地方年年发放青苗钱，已经形成规矩，效果很好，也为老百姓所称颂，但是在全国大规模推广的时候，事情马上变了。“徒法不能以自行”，你在农村推行“青苗法”，还得依靠那些乡官。那些人中间本来就有不少土劣，平时靠放高利贷剥削农民。你把“青苗法”推行开了，直接损害了他的利益，他会替你好好干吗？在整个乡官素质没有提高之前，王安石把“青苗法”的条文订得再周到也没有用。再好的经，给歪嘴和尚一念就走了样。20多年来，王安石呕心沥血，对一些变法方案从理论上研究得滴水不漏，在实践上也花费了不少功夫，跋山涉水，亲自推广，取得成功。他信心百倍地向青年皇帝拍了胸脯，打了包票，想不到在得到皇帝拍板，全国推开，雷厉风行之后，许多地方就走了样。青苗钱本来不许强迫发放，但是某些乡官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强迫农民接受，为了保证收回贷款，又强迫农民多家联保。一遇天灾，农民惟恐有人还不起贷款，辗转牵连，所以常常成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