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不想听你哭呀。”她又哭了好几分钟，才吐出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你把我忘了，忘……”
和你一起笑过的人，你会忘记。可是，和你一起哭过的人，你绝对不会忘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中午，我从北京回到了兴海。一下火车，我仿佛从赤道来到了北冰洋或南极州，全身温度从摄氏四十八度骤然下降至零下三十七度——这里似乎依然死水无澜，似乎与两周前毫无二样。推想学校也不会有变化，肯定依然是“黑云压城”、“白色恐怖”。顿时有一种紧迫感觉在我胸膛里鼓胀，心中十分焦躁。我马不停蹄立即爬上开往学校方向的汽车。一路上萧条冷落，全然没有一点儿火热斗争的景象。猛然间我想起昨天陈钢的话，真让他给不幸言中了。同时，前段被“监护”的情景也纷至沓来。顿时人性中的懦弱、胆怯一齐袭上身来：凭我一个人，一张嘴怎能对付几千人、几千张嘴？我此刻回学校不是让人们吞吃掉，也得被吐沫星子淹死。退却吗？这无疑太丢人。冲上去，能堵住枪眼还是能炸掉堡垒？但选择前者岂不如同逃兵？怎么办？突然头脑中灵光一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当然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得讲点策略，不能蛮干。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我中途心安理得地下了汽车。我想先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找谁呢？林书梅！我打电话找她，还好，居然找到了。
傍晚林书梅来到我家。她说学校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只是在前几天把软禁的“危险分子”给解放了，包括她本人。昨天颁布的《十六条》在群众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是，群众还是怕，怕像五七年反右派似的，先让你“放”，然后再“收”。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敢讲话、敢站出来的人。所以大多数人是看法归看法，观点归观点，行动归行动。所以，想把群众发动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不容易也得干呀，革命嘛！而且是马上就得干，不然怎么保卫毛主席？我俩决定立即把我从北京抄来的中央首长讲话、毛主席的大字报和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公诸于众，以制造舆论、号召争取群众，同时暗地里串联革命群众。林书梅负责校内，我负责校外她认为我暂时不宜在学校露面，以免惹麻烦）。
说干就干，我到街道居委会，找到居委会主任孙大妈，借用纸和笔。孙大妈二话没说，倾囊而出。前些时，她求我帮写批判“三家村”大字报时，我也是二话不说，连夜写好贴出，使她这个居委会在全区露了脸。直到深夜十一点半，大字报才写好。在落款问题上我们又费了一些脑筋：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力量太单薄，而且很多思想保守的群众视我们为“妖魔鬼怪”、“洪水猛兽”，不会相信我们；以一个组织的名义比较好。取什么名称？战斗队太小了，不足以壮声势。你看人家北京叫“司令部”呢？我们也别太大了，就叫“兵团”吧。对！“红卫兵团”，含着红卫兵的意思。从此兴海区科大学有了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团”。
午夜一点，我和林书梅步行回学校（这时刻已无公共汽车，当时又没有出租车）。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走了一个小时才到学校。整个校园都在沉睡着。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字报贴到主楼外墙最显眼的地方。
整整一面墙！好不壮观！明天，不是今天，是几个小时之后，它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原子弹？那倒未必，至少相当于一枚重型，不，一枚巨型炸弹，足以令“走资派”和“保皇派”们惶惶不可终日，足以惊醒尚未觉悟起来的群众，从此开创一个革命的新局面……望着自己的“辉煌的”“战斗成果”，我不由胸中起伏，心潮澎湃。回首看看林书梅，她双目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们俩握紧了手，彼此都能觉出对方心中那份使命感、神圣感和自豪与骄傲。
当时我想这种感受应该是过去革命年代的地下工作者，在完成了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