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话里想多跟我说两句，但最后他还是把电话递给了母亲。�
这，大概也是典型的中国父子交往的情形吧。�
再后来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那年春节父母来北京看我，带了一个大箱子，结果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床棉被。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北京啥都能买到，我这也什么都不缺，干吗大老远带两床棉被？”�
父亲当时没说话，母亲后来才跟我说，棉被是父亲执意要带的他跟母亲说：“儿子大学毕业就一个人在北京，生活费自己挣，工作自己找，什么都是靠他自己，家里连床被子都没给过他，想想实在是不好受，所以这次一定要给他带两床棉被！”�
这话听得我眼睛当时就是一花。�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自如地与父亲交流这些年的经历，虽然这时的我也很想告诉他，我在北京其实吃了很多苦，曾经很穷困，甚至还遇到过劫匪；我还想说，正是因为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我才渐渐领会了当年他的苦心……然而，话到了嘴边，却又活生生地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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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亲的战争（自序）（2）
2002年，我成了一名深度报道记者，那时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做完一次重要采访，都会写一篇采访手记；2004年，我开始写博客，以“小飞刀”的ID ，在“飞刀侧畔千帆过”（xiaofeidao ．bokee ．）上，记录工作、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写到今天，已经写了400多篇，60多万字。�这次得长江文艺出版社之助，将部分手记和博客日记结集，实在是让人兴奋又忐忑。对于任何一个喜欢文字的人来说，出书都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然而回头看看，那些记录生活点滴、工作瞬间的文章，其实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厚重和扎实……�
那为什么还要出这样一本书？�
这里收录的20万字，不仅是一个媒体记者的成长经历，同时也是一个男孩向男人的转变过程；借着它，让一直放心不下的父亲了解，不在他们身边的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在朝着哪个方向去。�这本书，同时也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因为这个夏天，已经退休的他，将迎来六十岁生日。�
这场与父亲的战争，没有硝烟，却依然深刻。曾鹏宇�
2006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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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兄�（1）
现在谁还会为激情之下的一次出轨耿耿于怀？这已经是个欲望漫天飞舞的时代。但我知道，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人还在耿耿地想着。1现在谁还会为激情之下的一次出轨耿耿于怀？这已经是个欲望漫天飞舞的时代。但我知道，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人还在耿耿地想着。�世界杯前夕，报社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活动，派出记者去32个参赛国对各国国家队备战情况进行实地采访，我和星文负责非洲的四支队伍。星文和我都是从新闻学院毕业的，不过他比我早毕业4年，我一直叫他师兄。�
我们的路线是这样安排的：先到南非，然后是喀麦隆，再是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
我们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呆了4天，完成了采访任务后动身前往喀麦隆。喀麦隆队是非洲水平最高的足球队，当时已经连续两届捧得非洲杯。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和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取得联系，希望能帮助我们解决翻译问题，因为喀麦隆是个法语国家。�
大使馆回复传真上说，已经给我们找了一位华侨当翻译，还说他在喀麦隆已经呆了很多年，并且曾经做过类似采访的翻译工作。这些介绍让我们非常放心。�
到了喀麦隆的当天，那名华侨刘伟（化名）就来到我们的住处。他高高壮壮，留着很利索的平头，只是脸上有很多岁月的痕迹，头发也有些花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