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华侨、华人业余剧团也常常排练《雷雨》，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个全由移民组成的话剧业余团体将在6月“亚洲文化月”中献演全本《雷雨》；在日本大阪，甚至上演过全由日本演员出演的中文版《雷雨》。
除《雷雨》以外，曹禺其它作品，如改编自巴金名著的《家》、《日出》、《原野》，以及老舍的《茶馆》等，都是在海外影响较大、演出场次较多的作品。《家》在1985年9月由上海人艺带到日本东京阳光城剧场公演，创造了10天连演10场的空前纪录，其英文版由北京人艺英若诚指导、美国密苏里大学剧团排演，于1984年在堪萨斯城获得演出成功，英若诚本人也因此得到较高评价，并被选入电影巨片《马可波罗》剧组，扮演重要角色忽必烈；《日出》则开创了日本本土剧团排演中国话剧的先河；《茶馆》不但在日本公演曾引起轰动，还曾在2005年赴美巡回演出，引起戏剧界对中国话剧的热烈讨论。
此外，一些国内演出团体还努力通过商演和中外文化合作，把新老剧目输往海外。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就曾先后将传统、新编、改编剧目《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李尔王》、《跟我的前妻谈恋爱》、《秀才与刽子手》、《活性炭》以及双语话剧《玛格丽特。杜拉斯》等带到美国、新加坡、越南、土耳其、日本、英国等地。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话剧在海外的演出，存在着演出场次少、剧目单调、观众少（买票观众更少）等问题，大多数演出是用中文原文表演，受众仅限于华人华侨、个别东方文化爱好者或戏剧圈内人士，相当部分海外演出机会系文化交流模式，商业效益较差。
形式的局限不可忽视
中国话剧在海外步履维艰，戏剧形式的局限不可忽视。
虽然源于海外，但话剧自诞生起，就有着鲜明的民族烙印。按照老前辈洪深的说法，话剧“是用成片段的、剧中人的谈话所组成的戏剧”，“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这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造型、舞蹈、音乐、动作等“不说话的语言”表现剧情的中国传统戏剧差异很大，这种差异是20世纪前半叶话剧在中国脱颖而出的动因之一，却也成为限制其“回家”的障碍之一。
由于话剧以对话为主，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得剧本翻译成为高难动作。和一般翻译不同，话剧的翻译不但要求“信、达、雅”，更要求符合舞台表演的需要，这对翻译者而言是巨大挑战。即使最成功的《雷雨》，其英译本由著名语言教育家王佐良先生亲自执笔，2002年在牛津排演时，导演、演员仍感到“演起来困难”，不得不边排边修改，而在今天的话剧界，又有多少位译者能具备王先生那样的功力？
我们看到，大多数成功的海外演出，都发生在文化习俗和传统相近的东亚、东南亚国家，这是因为话剧、尤其中国话剧，自形成起就长期遵循现实主义道路，贴近民族、贴近民生、针砭时弊、反应社会现实，只有文化背景相近的观众，才能更贴切地理解剧本的深刻含义，而文化差异较大的观众则难以索解；我们看到，《雷雨》之所以在海外影响较大，和其戏剧冲突较强较鲜明、舞台感染力可以抵消部分因语言障碍造成的理解困难密不可分，按照曾出演《雷雨》的韩国演员金东园所言，这部戏“不需要解说”也能被很好的理解，而《家》在美国的成功，则和英若诚既熟谙舞台表演、又有相当好的英语水准和写作功底密不可分；我们还看到，《茶馆》和后来《天下第一楼》属于乡土气息较浓、不易翻译也不易理解的作品，但在海外的演出也取得一定成绩，这得益于其演出团体、剧组成员对剧本、表演的精益求精。
由此不难看出，仔细挑选的剧目、精密周到的艺术准备，和良好的、适合舞台表演的剧本翻译，是中国话剧成功“回家”所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