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厄运似乎比丁老还少一些，还好一些，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仔细寻思古今中外的作家有这样奇怪的命运的，丁老而外，怕也只有西班牙的伟大小说家塞万提斯可与比肩。塞万提斯是个绝顶的硬汉子，什么暴力都不能使他屈服。丁老也是如此，当胡也频同志被反动派捕杀的那些日子里，她以少妇之身奔走营救，历尽千辛万苦，直到确实的凶信传来时，始终没下一滴眼泪，没露半点乞怜的颜色，而只有在前来慰唁的革命前辈面前才“疯狂地痛哭了。”她哭的还不是自己可悲的遭遇，而是年轻有为的也频死得太可怜了。中年以后，她遭了无妄之灾，“脸上被刺了字”流放到边远地区，受尽奚落歧视。十年内乱中，更火上添油地横遭各种不堪言状的非人待遇，就是铁石铸造的人，到了此际，也该意懒心灰，气息奄奄了。然而她不，她仍然奋起“飞蛾扑火”的精神，“振翅飞翔”，坚持到底，决不示弱，就像她自己所描绘的：“我这棵小树并没有枯掉，仍然在风雨中站着。”这种钢铁般的意志，在中国古代女作家中是找不到的。
永不消逝的活力（6）
古人有言：“文如其人。”文品与人品之间虽不能简单地划个等号，但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无论如何总会反映在作品风格之中。丁老的性格，除了刚强之外，还有刻意求真，决不因怕触犯忌讳而回避生活真实这一特点。她因此吃了不少苦头，早期的作品如《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期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都成为人们批判她的好材料，甚至成为给她戴上“叛徒”帽子的好证据。关于前二篇作品，年纪大的人都知道这些是反映“五四”时期刚摆脱了封建礼教枷锁的妇女们的苦闷心情的，当时的确有过这样的妇女，虽然人数还不多。作品写得很有力量，尽管还有些不足之处。
丁老从二十几岁起开始写作，一出手便显示惊人的才华。她的语言风格是多样的，修辞学书中所标举的“八体”（简约、繁丰、刚健、委婉、平淡、绚烂、谨严、疏放），几乎都可从她的作品中找到范例。我不想细谈这一问题，我要指出的是，她的语言风格的形成主要不是靠人为的努力，而是靠她心中蕴藏着的两股天然的活力，即光与热。光是理智之光，热是感情之热。凭着这两股力量，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运用各种不同风格去表现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丁老是小说家，但也擅长写散文。丁老的散文作品，依我看，以《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牛棚”小品（三章）》和《我所认识的翟秋白》三篇为最佳。第一篇是纪念胡也频同志的，情真语切，血泪交迸，在我国文学史上只有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可与比肩。第二篇以绝顶伤心的人话绝顶伤心的事，是血泪文章，也是春秋史笔，燃犀照怪，永垂鉴戒。第三篇记一个有巨大才华的革命家的一生，不隐讳其缺点，但也敢于替他辨###曲，真可谓不负死友，作者的胆识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格外鲜明。在上述最后一文里，丁老郑重宣告：“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一个年登大耄、艰苦备尝的老人有此勇气和活力，实在令人钦佩。
厦门大学的丁玲创作讨论会开了7天。在6月20日下午的闭幕会上，丁玲作了长篇发言。她说：“我得知一些同志在讲话中对我的赞誉，我很不安。昨天有同志问我过去怎会想起写文章的？我回答说：我当初没有想过，原来根本不曾想过要当作家。在座的徐霞村先生可以证明吧。1926年我在北京，徐先生等和胡也频搞无须社，我是不置一词的。当时无须社有于赓虞等一些作家。那时，年轻一些的作家都走了，南下了，留在北京的有沈从文、胡也频、于赓虞等人；女作家有黄庐隐、石评梅、陆晶清等，他们经常聚会。徐先生那时到法国去了。我从不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我没有想要当作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