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要挤上去。我只像一个新战士，想投奔革命。因为，我先前在上海曾经有很好的条件，我的很多老师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有的要介绍我参加党，参加团。当时我很幼稚，我不愿意做一个浅薄无知的人，我想先读一点书再说。后来我到了北京，与他们失掉联系，他们都上广东，参加北伐战争去了，想找也找不着。没有办法，我搁浅在北京的沙滩上，非常苦闷，这才拿起笔来。后来在上海，胡也频参加左联，我也参加了左联。后来，1932年，也频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以后，我认为我自己应该成为一个战士，踏着烈士的血迹，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只顾冲上前去。结果我就冲上前去了。
“回顾我这一生，有很多时候我可以坐下来写文章。我很想写一部农民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但是，因为工作需要，我把写作放下了。全国解放了，我留在北京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这以后的情形，我就不讲了。现在有的老朋友问我，你到底下去劳动了，你是什么心情呵，是否感到有委屈？我说我参加劳动，没有感到委屈。过去也劳动，在延安也参加过劳动嘛。劳动有什么不好呢？什么人都应该劳动，那么多人都在劳动，为什么我不能劳动呢？在人人都参加劳动的单位里，我坐在房子里是很不安的。我那时的想法也很简单，我想，多则二三年，二三年后我再回党里来，就可以写作。过去也有很多人被开除党籍，也有的是错案，改正以后不就回来了吗？我们下去几年，有什么了不起呢！哪里晓得一下去就是20多年！20多年来，我在底下劳动工作，做家属工作，做群众工作，觉得也有好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更倒霉了，活下来都很困难，自然不会想到写作。我只想将来问题能解决，我希望陈明的政治处境能比我好一点，我能当一个养鸡队队长就满意了。坐在监牢里的时候，我把牙粉袋撕成碎方块，在铺板上摆着。摆什么？摆想象中的养鸡队的规划：那个地方是鸡舍，那个地点是运动场；要用多少人；饲料队，打鱼队等。我没有再当作家的希望或计划。最为难的时候，我就想：如果陈明每个月能够拿60元或80元的工资，我就靠他吃饭，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把没有完成的小说写一写，不管写得好不好。藏之名山，没有名山就藏之抽屉里，将来或许有人觉得这个小说写得还可以，等我的儿子或孙子们帮我拿出来出版罢。
“在座的同志中也都常常关心地问我：你在南京怎么样，你在那里有什么问题没有？你在那里为什么拿那么多的钱？为什么国民党不杀你？你为什么那么‘自由’呀？现在我要写，我要把这一‘谜’揭开，让关心我的同志们、朋友们放心。我要写的另一本书是《风雪人间》，我要写我在北大荒的12年，加上坐牢的那5年。我要写我所遭遇的风雪，和我感到真正的人间温暖；就是因为有人间的温暖，才能抵抗住这样的风雪。这次你们讨论我的创作，给了我很多夸奖，我是受之有愧的。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也不是那么了不起，我无非就是一个当兵的，当了一辈子的兵，是文艺战线上的战士；需要战斗到什么时候，就战斗到什么时候。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兵。前两天，有一个同志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但是我不想当将军，我怕当将军，当将军太麻烦，我没有那样的兴趣，我永远是普通一兵。你们讲了很多好话，我听了除了惭愧以外，没有什么太多的欢喜。但是，我感谢你们，我觉得你们说我的好话，着眼点不在我个人，着眼点是在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学道路，在我们党的文学事业上。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以后更不容易有大的成绩了，因为我已经80岁了。你们把80岁当好事，我们把它当坏事。如果现在我是70岁，60岁该多好？80岁，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很短了。你们祝愿我长寿，怎么能长寿呢？长不了多少了。（大笑）我只能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