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動機卻表現出瑣細拘謹的姿態。如果他們的抱負再遠大些、
抽象些‐‐或者，如果他們再自私一點‐‐那倒可能為新大陸的生活展開各
種可能性提供活動的餘地。
但是，慈善家同殉道者、傳教士和行善的聖徒一樣，從不以其實驗精神
揚名於世；他們所以是慈善家，恰恰是因為他們懂得什麼是好事和如何做成
好事。他們主性喜歡對任何事情弄個水落石出，又過分刻板。喬治亞的受託
管理人確實是這樣的。心懷不滿的移民們正當地抱怨說，美洲殖民地需要的
是從事實驗的意願：&ldo;最初是試驗，如今是實驗；任何個人或任何社會顯然
都無需恥於承認，由於意料不到的情況，致使他們原先的假設令人懷疑。任
何有判斷力的人都不會去指責原先的建議可能不足以成事；但是，全世界都
會大聲呵斥這樣一種人和社會：出於錯誤的榮譽觀念或剛愎自用的脾性，硬
要推行完全不可能成功的實驗，直至身敗名裂。&rdo;
喬治亞這段故事所說明的並不只是事與願違與失敗的教訓。因為受託管
理體制的失敗提示了其他形式的美利堅社會成功的原因。喬治亞計劃被摒
棄，並非因為喬治亞移民發覺在美洲沒有希望，恰恰相反，因為他們需要的
是機會（連同其全部風險），而他們得到的卻是一個計劃。憑舊世界的想像
設計出來的任何計劃，不管多麼無私，多麼高尚，也不可能包括新世界的種
種機會。要在新世界實現的夢想比之十八世紀的倫敦所能置信的更為奇異。
美洲之所能與歐洲之所不能，並無相通之處；兩者各有其自身的特點。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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