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一个朋友给了索德伯格5份《综艺》（Variety）杂志上刊登的托德·麦卡锡（Todd MCarrthy）写的评论的复印件，这篇文章对他的影片做了毫无保留的夸奖。他的经纪人接到波拉克打来的电话。他说看了那篇评论，想看看影片。紧接这个电话之后，索德伯格又接到制片人芭芭拉·马尔特比（Barbara Maltby）的电话，她正在雷德福的野林制片公司（Wildwood）做一个影片。耶克萨和伯格曾提醒她留意《性、谎言和录像带》，顺便关心一下《山丘之王》。她告诉索德伯格，雷德福想跟他合作。
堂·辛普森（Don Simpson）和杰里·布鲁克海默（Jerry Bruckheimer）办公室也打电话来。在索德伯格看来，太多的制片人只会对他的事业造成重大危害，他甚至都不想费工夫回电话。“他们都是些讨厌的东西，只能勉强算个人。”几个月后他对《滚石》的特里·明斯基（Terri Minsky）说。但他其实并不认识辛普森和布鲁克海默，后来不得不发表一份尴尬的道歉声明。
多拉德在1个月内接了500个找索德伯格的电话，只好安排早上很短的时间给其他客户。“那就像做了1967年的大门乐队的经理。”他当时这样说。多拉德筹到了索德伯格所要求的万元到25万元的创作费、10万美元的修改费、50万美元的导演费。
索德伯格知道，他必须充分利用在寒流侵袭自己之前周围迷漫的这股热潮——他认为寒流随时可能光临。3月8日，他见了波拉克。他有些兴奋地想：哦，悉尼·波拉克！索德伯格推荐了一本叫《最后的航船》（The Last Ship）的书，描写想像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批幸存者，有些像水上版的《海滩》（On the Beach）。后来他接到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的电话，他负责经营导演巴里·莱文森（Barry Levinson）的巴尔迪摩电影公司，索德伯格告诉他，他对兰姆·多布斯（Lem Dobbs）的剧本《卡夫卡》（Kafka）很感兴趣。这个剧本已经流传好几年，享有很高的地下作品的声誉，却没有人愿意碰它，因为全剧没有一点商业价值。与此同时，波拉克把《最后的航船》推荐给了环球公司的凯西·西尔弗（Casey Silver），她在4月的第三个星期看到了这本小说。索德伯格忽然像变戏法似的接了三部影片。他灿烂的职业生涯变得复杂起来。
与此同时，独立发行商们也没有闲着。位于伯班克（Burbank）的奥利弗与河岸角上的一幢热闹的新写字楼的拉里·埃斯蒂斯的RCA/Columbia公司办公室的天空却因为萦绕在头顶的买主们而布满了阴霾。精明的赞助商把买主的胃口吊得老高。他们简直像救命索般抓住《性、谎言和录像带》。而且，这部影片的声名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埃斯蒂斯和纽迈耶的地位令人嫉妒，他们可以定夺影片的去向。两位制片人坐在RCA/Columbia公司摆放着石面桌子的会议室里，仔细斟酌着入围买主的名单，看着他们在一个小时的会面中低声下气的表演。这些人中有奥利安经典的巴克和伯纳德、新线的珍妮特·格里罗（Janet Grillo）、斯库拉斯的利普斯基。宾厄姆·雷替生动电影公司（Alive Films）出了一个毫不动人的价码，“我们不是像有些公司那样跟风，但我们确实更需要，因为是我，我真的真的很渴望得到这部影片。”他恳求道，“我对这部电影真的有些垂涎。我有意出巨资得到它。我愿意出最高价钱……可是，噢，噢，我拿不出一分钱给你！非常感谢。”当然，他没有拿到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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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198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