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民的一面，是为了国家利益，他本人对百姓其实并不在乎。
有老百姓当初说新法不便，而后来又跑到商鞅面前说新法是便利的，商鞅都极为厌恶，说：“这都是些扰乱教化的小民。”于是全部把他们迁往边地。这一来，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如何了。
法令如何，是国家事，与民无关，不用你们多嘴。
商鞅明白：于公于私，他要的就是这样说一不二的威权。
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秦国的强邻魏国，与赵、齐等国征战不休。秦国趁机搞了几次偷袭，出兵击魏。大约是变法后秦民变英勇了吧，几次偷袭，回回得手。
秦孝公八年，魏国正倾全力围困赵都邯郸，秦军趁机突袭魏国的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斩首七千，拿下了少梁（今陕西韩城南）。
秦孝公十年，商鞅升任大良造，这是秦国当时最高的官职，兼领文武，相当于三晋所设的相，后世因此也称作“商鞅相秦”。
这一年，魏国正与齐国激战，秦孝公令商鞅领兵包围了魏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守军举城而降。
第二年，商鞅又领兵突袭魏国的固阳（今地不详），魏守军又降。
秦国当时的高官，文武不分，商鞅带兵打仗是分内的事，后世不大提他这方面的功绩，虽然不算太大，但却没有败绩，可见他治军也还有一套。
变法进行了一轮之后，秦孝公和商鞅考虑到要消化一下成果，且对保守势力的抵制也有所顾虑，所以中间停顿了一段时间，没有新的举措推出。
到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集中的变法，主要内容是：一、开阡陌（田间小路）平封疆。过去实行井田制，阡陌就是公田和私田之间的标记，封疆则是奴隶主封邑的边界。现在把这些标记统统铲平，完全废除了井田制。铲平的地方视为荒地，谁开垦，就归谁所有。
二、普遍建立县制。全国共设四十一县（一说三十一县），实行县、乡、里三级管理体系，各级主官直接由君主任命，完全取消了原先的贵族封邑，形成完备的官僚机构。这与前期秦国在扩张中的“灭国设县”有很大区别。
三、移风易俗。秦人长期与戎狄杂居，流行的是原始的“血婚制”，父子兄弟同室而居。新法禁止此类陋习，强制百姓建立自己独立的小家庭。
四、统一度量衡、统一赋税。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出土的战国文物中有一种铜家伙，是称粮食用的，叫做“商鞅方升”。
就在这次变法的同年，秦国正式迁都至咸阳。
第十章千古豪迈是商君（3）
魏国此时迫于秦、赵的军事压力，已拟将都城向东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秦都东迁，落脚在渭河北，着眼点还是便于东进。
连续两次集中变法，大有收效，据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战，乡邑大治”。
这时候的秦国，蛹化为蝶，已完全成了一个郡县制和官僚制的“现代国家”，将奴隶制国家残余基本清空。
青年商鞅到这时已年近不惑，面对着自己的政治实验成果，他也许常常抚髭大笑。这笑声，在历史的最高点上回荡，空旷而无回音。
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寿命很短暂，只有几十年就会消失。能力也很有限，离开十五步远，就很难听清他在说些什么。
可是，一个人只要有了超前的思想，在一个历史的节点，切入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他就可以获得强悍而永久的生命力。
谁能想到：商鞅的思想可以走多远，能达到何等广大的疆域，能延续到何其遥远的后世？
没有商鞅，130多年后那个叫嬴政的小子，想建立一个北抵阴山、南至象郡的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