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的再生产理论相似，在结构二重性理论中，社会系统的部分结构性特征被看作重复实践活动时空伸延的组织体系，概括为“定位实践”的关系。行动者的位置代表着某种社会身份，“一种社会定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这一身份成了某种‘类别’，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约束。”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第161页。共同在场的社会特征以身体的空间性为基础，同时面向他人及经验中的自我，颇似戈夫曼角色理论中作为“‘集体表象’和独立事实”的“前台”。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27页。社会总体再生产中包含的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征称作“结构性原则”；而时空伸延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称作“制度”。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80页。它标示的不是静态的社会组织的形式，而是指由某一个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进行或认可的处于动态之中的实践活动（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298页）。
休闲行动是个体行动流的一部分，从而带有不同时间向度序列特征的“流”构成了制度化趋势及社会系统再生产中的结构化特征：作为日常重复性的生活实践活动，它构成了日常接触的例行性特征，并通过不断的重复逐渐形成休闲行动的区域化特征；而从“生存时段”这个时间流角度来说，个体的休闲选择得以与各自的生命历程筹划及地位角色定位相联结；将时间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开去，伸延到结构化的虚拟性秩序层次，即从制度性时间的角度，我们便可以捕捉到群体休闲行动的选择取向在社会总体发展脉络中的结构化特征。因此，这一理论对我们超越传统的客观社会结构划分，从阶级发展趋势的角度把握中产阶层休闲问题大有裨益。
生活政治的兴起与“新中间分众”
今天，西方的消费社会被视为一个没有固定身份团体的社会，个人的休闲选择也超越了传统语境中的空闲、休整概念，而演变为自我证明的生命体验。不仅如此，“政府和社团的介入将使休闲活动上升为一种改变人类本性的途径”，杰弗瑞·戈比：《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71页。吉登斯的关注人类自我实现的“生活政治”概念也与此相通。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鲍曼同样认为，社会身份的确定性已被现代性以强制和必需的自决权所取代，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已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再是外来的礼物。（正如让…保罗·萨特的著名评断：生来就是一个中产阶层的人是不够的——必须一生都是一个中产阶层的人。）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三联书店，2002，第182页。休闲因此成为“追求感觉的人”的“自我有组织的策略”， 同上引书，第310、257页。开始取代涂尔干时代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功能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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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4）
日本社会学家今田高俊则从“地位政见”向“质量政见”转变的角度论述了后现代社会阶层属性的变迁。他运用日本的实例，分析了中产阶层内涵的演变，并创造出“新中间分众”概念。所谓“中间分众”，是指那些在拥有层面上具有大众取向，而在存在层面上却排斥大众取向的中间阶级，今田高俊编《ポストモダン時代の社会階層》，《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5 社会階層のポストモダン》，枺�┐笱С霭婊幔�2000，第26页。这是一个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新中间大众”相对的概念。“新中间大众”的提出者村上泰亮用以指代已经实现基本富裕的日本社会里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