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而心灵也未必需要这种喧嚣的人造行为。比较一下，一个连中学生都能造出“心灵的牧场”这样的比喻的国家，和一个很少见到这样的比喻而在见到之后为之感动不已的国家，哪一个更有真正的“心灵的牧场”呢？我想，德国人的内心或许更有一种清澈和干净的美好。而喧嚣宣扬“心灵”的中国人，或许并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心灵。或许也未必就真正的关注到了心灵，更多的只是喜欢在这崇高的话题上唧唧咂咂。
中国的“心灵喧嚣”，《读者》是始作俑者。在后来，有以刘庸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期刊和散文书籍变本加厉的把它推进着。最后形成了一个包含巨大数量作者和读者群的话题圈子。在我看来，这些热衷于心灵的作者们并未真正为心灵建造起什么牧场，更多的只是打着心灵的旗号在大肆生产着文字产品。而且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心灵需要什么人工建造的“牧场”。
二、泛心灵主义=伪心灵主义
我不否认每个人第一次读到《读者》时的喜爱和感动，我也不否认那些贫困山区的学生在读到这样的杂志后可能带给他们的震撼与希望，我甚至相信一个不良的街头少年在遇到这本杂志后人生轨迹因而改变这样美妙的故事。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关于人生、心灵、爱与奋斗的故事已经过于泛滥达到了灾难的地步，这种泛难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杂志内容上的泛难。随便翻开一本《读者》，这一页和那一页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里面的故事千变万化，但主题无非是那么几点。
2，时间上的泛滥。你购买当期的《读者》和购买以往任何一期的《读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3，发行量上的泛难。《读者》一千万如此巨大的发行量的意义和效益值得怀疑。
韩寒在《眼中刘庸》这篇文章中写到：一个作者诸如”生命感悟“这样的文章如果一年出一篇，那篇绝对必然肯定是好作品，但是如果隔三差五有什么感悟出来………吃个饭噎住了感受出一个生命哲理，放个屁出声了又感受出个生命哲理，那么这个作家就毁了。”
这个形容也非常适合拿来形容于《读者》。韩寒批判的是刘庸，其实道尽了《读者》那一群专职作家们虚假可笑的面目。
一个张口闭口都“仁义道德”的老先生，和一个一出口就是”廉洁”“公仆”的官员，其内心的真诚度已经值得怀疑。很可能这些只是他们一种习之为常的说话方式，并无诚意，也就无从去具体落实了。
一方面，因为其话题的宏大和特殊，没有任何的阻力来质疑和改变这种空洞虚假的话语方式。因为任何的质疑都会被他们和整个社会其他愚蠢的民众扣上“反道德”诸如此类的罪名。
另一方面，他们在实践中使得这种话语方式成功存活下来，并让自己和外界都习以为常最终自我巩固，然后依靠一种惯性得以继续发展下去。
《读者》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宣扬“心灵主义”，而在于它让“心灵主义”泛滥，成为“泛心灵主义”，并最终发展成虚假的“伪心灵主义”。“心灵主义”最终成为一个形式主义的口号，根本无从去落实。
现在，面对着《读者》这个道貌岸然的“心灵说教老先生”，我们需要的正是一个“反心灵”的混小子。
任何主义，无论它多么神圣，正当和美丽，如果过于泛滥，那么都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成为虚假和形式主义的代名词。
历史上，基督教宣扬的“怜悯、同情、仁慈、宽恕”其实是一种很正直的“道德主义”，但是在中世纪末，它沦为统治者剥削压迫的工具。统治者们极力宣扬着基督教的种种精神，并强迫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这样来要求自己，达到泛滥的程度，这时候，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泛道德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