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爱国者！”她大喊，“在这个房子里吃饭的爱国者们，为什么让我感到恶心。看着你穿着这身军装，我都想把自己的双眼挖出来！”她说着冲出了房间，重重地把门摔上了。
从那以后，布鲁诺就很少见到奶奶，甚至在动身来“一起出去”之前他都没能跟奶奶道别。但是他非常想念她，并决定给她写信。
一天，他坐下来，用纸和笔告诉奶奶他在这里是多么的不开心，他多么想回到柏林。他向她描述了这里的房子、花园、带铭牌的长椅，还有铁丝围墙、木头杆子、铁丝球，还有远处的帐篷、小房子、烟囱、士兵，但是，他主要是想告诉她自己的一个发现，就是那些住在这里的人们和他们穿戴的带条纹的衣服帽子，他告诉奶奶他是多么想念她，最后他在信上署名：“您最亲爱的孙子，布鲁诺”。
第九章 布鲁诺记起他过去经常探险
很长时间，“一起出去”都没有什么变化。
布鲁诺还是得继续忍受格蕾特尔的不友好，尤其是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心情经常会不好，谁叫她是个“无可救药”的孩子呢。
布鲁诺还是想着某天能够回到柏林，虽然对那个地方的印象已经开始渐渐消褪了。并且，虽然他的确曾经想过，但是事实是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想过给祖父母写信了，更别说真正坐下来提笔写。
士兵们每天都来来去去，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开会，也就是那间“禁止入内，绝无例外”的办公室。科特勒中尉仍旧穿着他的黑靴子踱来踱去，好像这个世界上数他最重要。如果他不跟父亲在一起，就会在路边跟格蕾特尔聊天，格蕾特尔则不停地傻里傻气地大笑，用手指缠绕她的头发。或者，他还会在房间里跟母亲说悄悄话。
仆人每天都来家里洗东西、擦灰尘、做饭等等，如果不跟他们说话，他们就一言不发。玛丽娅几乎用全部的时间来整理东西，把布鲁诺现在不穿的衣服都整齐叠放在衣柜里。帕维尔每天下午都会过来，给土豆和胡萝卜削皮，晚餐的时候则穿上白夹克在餐桌旁服务。（布鲁诺经常发现他不时地会瞟一眼他的膝盖，那里因为上次的秋千事件留下了一个小伤疤，但是他们俩从来没有说过话。）
但是后来，事态有了变化。父亲决定让两个孩子重新开始学习。布鲁诺觉得，这是件很可笑的事情，因为哪有只教两个学生的学校。但是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应该请一位家庭教师，让他们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课可上。几天以后，一个叫里茨先生的男人咣咣咣地开着他的破车来了，于是，课程又开始了。对于布鲁诺来说，里兹先生是个谜一样的人物。虽然绝大多数的时间他很友好，从来没有像布鲁诺以前在柏林的老头老师那样向布鲁诺挥巴掌，但是，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愤怒，好像随时要爆发一样。
里兹先生对历史和地理情有独钟，但布鲁诺却对文学和艺术格外偏好。
“那些东西对你没有用处，”老师坚持说，“现在这个时代，对社会科学的深入理解非常重要。”
“在柏林的时候，奶奶总是让我们演话剧。”布鲁诺指出来。
“但是你的奶奶不是你的老师，不是吗？”里兹先生说，“她是你的奶奶。而在这儿，我是你的老师，所以你应该学习我说的重要的知识，而不只是你感兴趣的东西。”
“难道图书就不重要了吗？”布鲁诺问。
“关于客观世界的图书当然重要，”里兹先生解释，“但是故事书就没什么用了。例如那些讲述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的书。你对历史了解有多少，年轻人？”（布鲁诺对这个称呼很受用，里兹先生称呼他“年轻人”，就像帕维尔一样，而不像科特勒中尉似的叫他“小家伙”。）
“嗯，我知道我是1934年4月15号出生的——”布鲁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