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兵。变法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自我管理的缺失和变法中的种种弊端是其主要原因。
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失败，可以说是中层力量对上对下 “坚凝”作用的缺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用四个词来概括对变法的情感基调：可悲、可惜、可叹、可敬。
可悲。首先，论变法的可悲之处，也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王安石本人的自我管理上的若干缺失。古人言慎独，也说过一日须三省，他的自恃才高和自律不当，使他缺少了一份足以与满腹才华相匹配的人格魅力与胸怀气度。体现在人们对他执拗脾气那声颇为无奈的“拗相公”之称；体现在与同僚相处中对保守党毫无调和的一概排挤和争斗；体现在不屑或忌惮他人的才华；体现在面临反对的声音进行盲目的打压与仇视；体现在不尊重那些值得尊重的或许能够成为改革助力的人才；体现在启用一批善于溜须拍马毫无主见或动机不纯的庸才；体现在自信满满大刀阔斧地执行改革时忽视了必须谨小慎微的谋划与善后。政敌遍地，无人可用，民怨亦有，这种窘境，只能让变法举步维艰。
其次，也是整个朝代的可悲之处，党派斗争由来已久，政见不同的初衷不一定是为国为民，而是朝堂之上相互倾轧、为一己权力的拉锯战。文人相轻的悲哀让同僚之间的政见有失公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同理心的缺乏。
可惜。变法的初衷确实是好的，而变革的时间正是北宋机构老化之时，改革的内容也大致合理，同时得到了掌权者的大力支持。偏偏就是一个失败的结局，实在可惜。
历史原本就会让人不自觉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如果用今人眼光去深究，就会觉得，以王安石为参照对象，有三个层面需要考量：上层是宋神宗这一皇权的拥有者，中层是朝堂之上的众多同僚，下层是各地方具体实施变法的官吏。
先说上层，撇开同僚之间的党派斗争暂不谈，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作为一个组织中的最高领导人，变法的失败，难辞其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如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王安石与其下属的关系也是如此），事前的沟通、事中的控制显得非常必要。当时的宋神宗，并没有做到兼听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满朝堂上只是偏听一相之言。支持变法是好事，但是无形中加剧了党派之间的嫌隙与矛盾，把变革全权委托给王安石，将他推到了一个众矢之的、风口浪尖的位置。这么说，皇帝也同样犯了用人不当、用人过专的错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一国的拥有者、变革的委托人，其实需要对变革全过程负责。
王安石变法启示（3）
可惜的是，如果当时神宗能够将满朝文武作为一个系统，运用手腕使得各派力量相互制衡，软硬兼施地维持朝堂上不同政见的微妙平衡，善于激发中层这个组织内部的力量，在派系的调和、疏导与引导中给予王安石一个安定的助力，就能够在顺势而为的情况下推进改革的进展，或许能让一些中肯的反对意见成为王安石变法中考虑的细节而加以防患，至少可以消解部分不必要的矛盾（一味的相信导致了中层同僚间心理不平衡引起的意气之争，也加大了王安石看不清自己和局势的可能性）。
下层同样可以作为一个组织看待，每一位官吏的自我管理十分重要，如果基层实行者都不得力，制度设计得再美好都无用。当时，官吏这层组织内部的力量并没有很好的突显：官吏们对绩效的盲目追逐，使得青苗钱和代役金成为完成指标对百姓进行强迫的苛捐杂税。美好的初衷与怨声载道的结果明显背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的劣根性与贪欲就加薪，多出的薪水若不能使得员工有一定的满足感，就只能是杯水车薪。“欲速则不达”，王安石急于求成地将毫无准备的官员派到各地去变法而期待成效，但他们对业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