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感谢。(见附件十六)
上述同一期《南方合作》载文说:“1986年的北京TCDC###在历史上拥有两个‘首次’,即:TCDC 特别局首次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区域间 TCDC 会议;南南合作首次得到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赞助,该部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司长叶成坝先生亲自参加了此次###。”(见附件十一)其实,还应加上第三个“首次”,即技合部首次将联合国经常方案预算的一部分用来赞助南南合作。这第三个“首次”也是重要的,因为,此后联合国明文规定可将经常方案资金用于 TCDC?熏在我任满回国以后,该部在这方面的赞助仍在继续。这也许可说是我“利用职权”对南南合作所作的一点贡献吧!
通过这几次TCDC会议,技合部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使该部的技术能力更为人所知。与会代表们纷纷向我提出由该部派人去执行项目的具体要求,从而引来不少供该部执行的国别项目。1987年7月在纽约召开的检查TCDC高级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表彰开发计划署和技合部等对南南合作作出贡献的国际机构的决议。埃及等国代表发言中特别赞扬技合部,说有些国际机构对促进南南合作只讲空话,不见行动,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则用实际行动推动南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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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发展常系心中(1)
1973年6月我参加第26届世界卫生大会并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曾积极建议我国接受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由于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我无法理解,一直为此感到惋惜。终于,情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得以融入国际社会,我们不仅可以接受国际援助,中国籍的副秘书长居然可以领导联合国主持技术合作的一个部!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我以往的认识与进入技合部后的切身体会,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接受多边援助在政治上远比单边援助有利:第一,这里没有“施主”或“恩人”,技术援助的捐款由联合国有关机构管理,出钱多的国家并不能有更多的发言权,更不能进行控制,受援国只知道联合国在援助它们,而联合国是不允许以“施主”或“恩人”自居的;第二,受援国不丧失主权,执行援助项目的机构以及派出的专家不得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会员国还可以在联合国的立###上提出意见甚至批评;第三,援助的目的是促进受援国自力更生,免费转让技术是其重要措施之一;第四,通过联合国有关机构为执行项目而安排的出国考察与学习不产生对等一类问题。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成立从事多边援助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上任之后,我发现,该部的强项,诸如自然资源与能源、遥感、人口、统计以及公共行政中的审计、税收及财务管理等等,都是我国国内急需吸收国际经验的领域,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近水楼台呢? 因此,只要有机会,我就向国内有关部门宣传,推动我国与该部的技术合作。
双方的合作发展得很快,技合部在它主管的各个领域都同我国有关部门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至我1988年年初离任返国的前数年,我国成为该部执行项目最多、每年项目总价值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我司国别规划与评估处的统计,1984、1985及1986年,该部在中国执行的项目的总投入年均454万美元,所执行的项目分布于统计、自然资源与能源、人口、公共行政等领域(不包括用联合国经常方案资金支付的临时派遣的专家咨询及技术合作国际会议的费用等)。
技合部上述为执行我国项目平均每年454万美元的总投入占该部同期向世界150个受援国执行的项目总投入的4%,是一个名列前茅的百分比。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指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