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在文学中得以统一的自我变得愈加分裂，而这给他的创作手法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在《叶》、《丑角之花》、《虚构之春》、《狂言之神》等小说中，分裂的自我在绝望的自我否定与自嘲式的自我肯定中轮番登场，而无数的主人公都不啻作者的分身。
于是，在实际生活中，背负着“罪恶意识”而又渴求自我绝对完美的太宰治只能以彻底的自我牺牲和自我破坏来谋求与他人与社会的联系，并试图在这种联系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其具体方法就是他所谓的“丑角精神”。在与外界的敌对关系中经历了无数次败北的“多余人”和“叛徒”最后只能屈从于外界的现实生活，罩上“丑角”的面壳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用小时候起就惯用的“逗笑”、“装摸做样”等手法来伪装自己，取悦于他人，使自己彻底地非自己化，与他人同一化，从而发展成一种“丑角精神”。但他极度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又不允许他完全屈从于外界社会，因此，他又开始了向人们的攻击和报复。因而，“丑角精神”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的产物。
太宰治扮演丑角乃是为了向他人求爱，同时又保护脆弱的自我。但太宰治的文学却力图使自己的这种“丑角精神”上升为一种绝对的利他精神，以此来反衬社会和他人的冷漠，夸耀自己的纯粹。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丑角精神”虽然总是力图上升为一种利他主义精神，但却一直未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利他主义，其直接的目的较之服务于他人，更注重保护自我。由于这种“丑角精神”是在绝对固守自我的内心世界，割断与现实联系的前提下发挥的，因而“求爱”只是一个外壳，核心乃是掩藏真实的自我。即使他用虚假的自我赢得了与他人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也是建立在真实的自我之外的，因此必定是脆弱的、缺乏现实性的表面联系，从而注定了太宰治的“丑角精神”必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根本否认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之可能性的太宰治是能够预料并且不怕这种失败的，因为虽然败在了别人手里，却战胜了自己。正是在一次次惨重的失败中，太宰治向人们、更向自己证实了自我通向至善至美境地的途径。因而，太宰治的“丑角”越演越烈，并在《人间失格》中大谈“丑角精神”的发挥和破灭。正是借助文学与现实的相辅相成，太宰治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满足、人格上的自我升华和非同寻常的自我优越感，使至善至美的理想之光在汗流浃背的服务中冉冉升起。
“永远的少年”太宰治及其文学的心理轨迹（译者序）（4）
“只有具备自我优越感的人才可能扮演丑角。”（《乞丐学生》）不难看出，太宰治的“丑角精神”既是获取自我优越感的途径，同时也是因扮演丑角、屈从于他人和社会而受伤的自尊心对外界现实和他人的报复。“以自虐为武器试图进行报复，这是太宰治的伦理。” 于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我肯定，他就只能加倍地扮演丑角。他的这种自我肯定有时甚至是建立在一种希望现实的恶、人类的恶暂时不变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现实和他人的恶不变，甚至越烈，他的高尚和纯粹才越发夺目，才越能在与现实和他人的反衬中追求并凸现自己的完美。因而他是靠摈弃了对现实社会之完美的追求来保持住了对自我之完美的追求。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但他又要用自我的完美反过来教育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