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开始，国人不断推崇法国思想家卢梭，从政治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到教育的《爱弥儿》，再到文学的《忏悔录》，表彰的重点随时代氛围而转移。在我看来，不仅学问与立场，甚至包括性情与行为方式，最合适作为卢梭信徒或私淑弟子的，莫过于张竞生。其主张“痛快地生活”的《浮生漫谈》，以“山野”开篇，以“儿童”作结，某种程度说明了其为何与20 世纪中国主流学界分道扬镳。特立独行、敏感而偏执、思维跳跃、推崇常识而蔑视专家、想象力丰富而执行力薄弱、逆境中抗争、终其一生不断进行哲学思考且将这种思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物，不免让人产生无限遐想——这是一个生错了时代、选错了职业因而注定命运多舛的浪漫派文人。
这种性格以及生活趣味，放在苏曼殊、郁达夫等浪漫派作家行列，也许更合适。在《十年情场》中，张竞生多次引用苏曼殊的诗句。其实，无论浪漫性情、异域风味，还是那些半真半假的小说或自传，二人颇有相似处。记得浪漫得近乎颓废的现代小说家郁达夫，曾这样评论苏曼殊：“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好。”（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大概也会发现，这个被严重扭曲的哲学博士，也是“人”比“书”还可爱。
作为最早译介卢梭《忏悔录》的哲学家，张竞生曾谈及此书的意义：“这部《忏悔录》供给我们许多人情世故，可以由此知道古今中西之人心原是一样，这已值得一读了。况且有许多奇事逸致，非在18 世纪的法兰西不能得到，更使读者得了无穷的宝藏。”（张竞生：《〈卢骚忏悔录〉第三版序》）不妨借用此视角，来谈论张竞生惊涛骇浪、起伏不定的一生——你会惊叹，此人怎么经常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大人物”或“关键时刻”擦身而过？这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成功人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可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
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为张竞生写传，就不该局限于传主生平，而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更何况，张竞生本人已撰有《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等，若跳不出此窠臼，很容易被传主的自述所覆盖。好在本书作者张培忠君深知其中奥秘，为撰写此书投入了大量精力（所谓“念兹在兹近三十年，积累考证近二十年，研究写作近十年”，参见本书后记），广收博采，兼及作家的揣摩、学者的考证，以及尽可能详尽的田野调查，故此书多有可观之处。
如此评传，我能先睹为快，实为幸事。我与作者一样，都是潮州人，对于张竞生这位先贤早有耳闻，只是囿于成见，不曾给予必要的关注。直到应邀写序，阅读了大量张竞生著译，对这位前北大教授的印象方才大为改观。可惜的是，深入的专题探究，既无法仓促完成，即便完成，也不适合作为评传的序言，只能留待日后单独发表。
2008 年7 月20 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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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本色（1）
“五四”前后的北大，是学术研究的重镇，革命思潮的中心，还是传播马列的前驱。置身在这个大时代的漩涡中，张竞生不是只满足于当一个“两脚书橱”，也不是随波逐流与世沉浮，作为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他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也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
从讲授《普遍的逻辑》开始，张竞生逐渐成了北大红楼授权圈里引人注目的角色。1918年夏天，沙滩的四层红楼落成，北大文科和图书馆迁入新址办公，新的图书馆开辟了六门阅览室，21间藏书库，整整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