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否认自己有时也偶尔在社会上走动。例如，一位偶尔到社会上走动的
多岁的同性恋者说：“我不愿意在人前表露出这种意向。对那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街上招摇的人不喜欢。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觉得我们不够等级，我却觉得他们给我们这种人带来耻辱。他们有他们的等级观，我们有我们的等级观。我见到这样的人就躲得远远的，也不想了解他们。我觉得他们层次低，文化水平低，出身也比较低，俗里俗气的，我不喜欢他们。我认识的人比较正人君子
”但他又自嘲地加了一句，“也许是虚伪吧。”这位同性恋者还提到自己喜欢的一个伴侣，说“他不是社会上的人，他也不喜欢这些人。他不让我问他的姓名地址。他可能有大人物背景”。
由此看来，首先，在“社会上”（即同性恋活动的公共场所）发生的活动，只是同性恋活动的一部分。我们调查对象联系的其他同性恋者有很大一部分从来不在“社会上”走动。其次（但并非比第一点次要），到“社会上”活动的人所属的社会阶层也许不如那些不在“社会上”露面的人地位高。这一点有个很好的解释：因为地位高的人担心失去和能够失去的东西要多些，如名誉、优越的职业地位等。据我们的调查对象说，北京的同性恋文化群体中有不少名人，尤其在文艺界体育界中。他们的身份一旦暴露，则可能失去的东西就远比一个普通职工或无业青年要多。尽管属于同性恋群体的人在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上差异悬殊，他们却有一种独特的等级观与外面的世界（异性恋世界）形成对照。一位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说，“我们这样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从扫大街的到领导干部都有。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
全北京究竟有多少经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据一位经常出入这种场所的调查对象说，全北京至少有
多个同性恋者他可以达到见面眼熟的程度，仅他居住的
区就有
多名。加上大量从不在社会上活动的同性恋者，人数还要更多。据另一位调查对象估计，北京男性中有是同性恋者，那么在全北京
万左右男性公民中当有
万人。
我们认为这一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金西博士的调查表明美国的终身同性恋者占人口的
（金西，
年），而有研究发现，各个文化中同性恋者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差无几。（怀特姆，
年）
据调查对象说，北京有
处同性恋活动场所，提出这个数字的人也不能把这
处数全，看来是另有人做过统计。这些场所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共厕所，尤其是附近有绿地、花园的厕所。这是结识“社会上的”同性恋者的主要场所。一位岁的同性恋者说，他常去的此类场所有七八处，因为总去一处出事的危险性比较大。这些场所有的只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才有同性恋者活动，有的却是全天都有人。如北京
区有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来去自由，不引人注意，又处于市中心，因此成为同性恋者全天活动的地点。
同性恋者选择厕所作为接头地点有几个原因。其一是通过对方对生殖器的反应确认其同性恋身份。如果是“圈外人”就不会有任何特殊反应，因而这是确认对方同性恋身份的万无一失的途径。其二是为了在外貌之外对对方做进一步的观察。因此厕所又成为寻找适意伴侣的惟一适当场所。此外，厕所当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两位男子即便素不相识，在厕所里攀谈几句也是无可非议的。北京有两座条件较好的公厕，曾被同性恋者戏称为“东宫”和“西宫”，一度成为同性恋活动的中心。某年夏天的一个雨天里，“东宫”、“西宫”到了一百多名同性恋者，因为这种天气除上述方便之处外，还有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