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代起，台湾的经济即快速成长。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家庭支出在娱乐文化部分在70年代中期至1980年是至今最为快速的时段，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最具代表意义的是“7…11”形式的便利超市开始在台北都会的出现。资料显示，台湾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是汽车、旅游人口及旅游业最为快速成长的时期；90年代中期是台湾消费社会形成进入深化期的阶段，台湾民众的消费行为过程已无形中形成了点、线、面地毯式的变动。换言之，由1970～2004年间，民众消费形态不仅是在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大众心理或社会整体认知上有了改变，它更直接冲击既有的文化系统，也间接地挑战了台湾民众长期的价值观念。在一连串的经济发展计划的施行过程中，台湾在经济发展上获致明显的成就，而且也促成其产业结构的转变，逐步脱离传统农业社会而迈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陈光兴与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 Movements共同主编，同前引书，2001。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顾名思义即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的一切文化产品或讯息内容，或有学者称之为“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high culture）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不同，与“民俗文化”（folk culture）也有差异。简言之，大众文化是介于高级文化与民俗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形式。但是它对中产阶层兴起却有相当大的影响，理由有以下几点：
1�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具备了消费大众文化的基本要因，即有知识、有钱、有能力去接触大众文化，提供了大众文化生根、茁壮成长的市场。
2�教育的普遍：推行义务教育，文盲大量减少，民众知识水准普遍提高。
3�工业化： 因为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单位生产力大增，使得大众开始有较多的时间去追求娱乐。
4�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一般人从思想的传播，到大量的娱乐享受，都可以借着和大众媒介的接触获得参与的机会。广播电视媒体和机械复制技术的发达及文化传播的企业化，促使大众文化的确立，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然，大众文化的产生，不完全是大众传播的力量，而且以科技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经济的繁荣、公众的闲暇以及消费社会等许多因素为基础。彭怀恩：《传播与社会——何谓大众社会理论？何谓大众文化？其与传播媒介的关系为何？》，台北：世新大学学期课程。
与社会变迁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讨论大众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诸观点时，学者马奎尔针对三种不同层面来谈：
（1）宰制对多元（dominance versus pluralism）：宰制论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掌握于少数精英或优势阶级手中，其媒介的权力集中，信息来源受少数人的控制，信息内容呈标准化，以及大众对媒介内容极度依赖等；多元论者则认为信息来源及内容都是多方面的，阅听人可依兴趣及需要选择媒介内容。
（2）大众媒介的离心和向心趋势（centrifugal versus centripetal tendences）：主张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向心力的研究者，认为媒介内容具有促进社会整合的功能，增进社会安定秩序，或进行社会控制；主张大众媒介具有离心力者则认为，媒介内容可以促进现代化和传播新知，或制造了疏离、价值解体及社会脱序等。
（3）媒介先变迁或社会先变迁（media or society as first mover？）主张媒介先变